学习古人的“为政以德”
春秋早期的宋国，称得上是一个强国，而作为小国的曹国，却不肯顺服。于是，宋襄公指挥军队包围了它。大臣子鱼，对宋襄公说：“周文王听到崇国的道德昏乱，而去攻打崇国，攻了30天，崇国仍不投降。周文王退兵回国，在国内修明教化，然后再去攻打，崇国人感受到周文王的德行高隆，就来到周文王过去所筑营垒中，投降了。现在，君王（指宋襄公）您的德行，怕还有欠缺吧？就这样攻打曹国，能把它怎么样？还不如先退回国，检查一下自己的德行，如果确实没有欠缺，再发兵不迟。”宋襄公就学习周文王的办法，退兵回国，在国内修明教化，崇德尊老爱幼。
后来，宋国是否征服了曹国，史书没有续写、交代。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道德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既可以引起一场战争，又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在中国古代，在《左传》、《国语》这样的史书中，却相当多见，上述故事即见于《左传》。
还可再举一例，也出自《左传》。
晋国的荀吴，带兵攻伐鲜虞，包围了鼓国，鼓国有人暗中前来联络，准备带着城邑里的人投降。荀吴不接受，不答应。左右随从说：“不
使用军队而得到城邑，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
荀吴说：“如果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我们肯定仇恨这人。现在别人带着城邑来降，我们为什么独独喜欢？奖赏了我们所厌恶的（鼓国）叛徒，我们以后怎么树立威信？如果（对叛徒）不加奖赏，我们等于失信，又怎么取信于人？力量达得到，就进攻，达不到就退走，量力而行，我们不应该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这样做，是在做缺德事，所丧失的将更多!”于是杀了叛徒，整顿防御措施，继续包围了鼓国三个月。鼓国又有人请求投降，荀吴让鼓国人进见，说：“从你们的脸色看，你们还能吃上饭菜，姑且回去修缮你们的城墙。”军吏们说：“能得到城邑了却不占取，又劳累军人百姓，损耗武器物资，回去怎么跟国君交待？”荀吴答道：“获得一个城邑事小，让人民懂得道义事大。获得城邑而使人民懈怠，要这城邑何用？城邑得到的同时，让百姓懂得道义之所在，肯拚命而无三心二意，不是最好吗？”后来，得知鼓国人已粮食吃完，力量用尽，荀吴才攻下鼓国，而不杀一人！
这则故事，至少可以说明二点：一，无论哪种社会事件(包括战争)，都是为了实践和体现道义，是一种道义的宣讲过程，如果违背、有损于道义，就不该做。二、战争的结局，并不仅仅体现于战场的胜负，只有从道德高度，将敌对者在精神上摧垮，人心收服，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同样，可以确定无疑地说，要推行政治，如果不从道德出发，并最终归结为道德，就注定行不通，不可能真正得到好处。古人讲的“仁义与利益的一致性”，这个原则，是不可违背的。
孔子视政治中的根本问题，为道德问题，他把它归结为四个字“为政以德”。(《论语•为政》)
为政以德，就是道德的政治化，就是以道德高下，作为政治好坏的检验标准，就是将政治的实施过程，等同于道德的感化过程。
“为政以德”在不同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孔子
称为“有道”，孟子称为“仁政”，墨子的“兼爱”、荀子的“王制”中，也有浓重的道德和政治的成分。
有迹象表明，“德”字在西周时，开始被广泛应用，且多与政治行为有关，金文中，可频繁地发现这个被镌刻得相当醒目的文字“德”，它记载了商纣王如何因丧德而失国，周文王如何有大德而受到上帝的庇佑。在庄严的赐封仪式中，周王对大小贵族，总是再三强调保有道德，对巩固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并非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但被如此系统化，具有如此崇高地位，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如此重大作用，却是绝无仅有的，这决非偶然，它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性质及特殊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
周族最早是一个小邦，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殷商，逐渐“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步步完成对殷商之大包抄，最后据有整个中原的土地与人民，这不仅仅是战略的运用，也不仅仅是依据强大武力建立起政治权威，而是一个天下归仁的过程（“仁义与利益的一致性”）。前面所述文王因崇国德乱，而去攻伐它，又以自身无懈可击的道德，征服对方的故事以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动人传说，正是这样一种通过道德权威扩及政治权威的写照。
当武王伐商时，整个中国仍然是族群林立如岛礁的汪洋大海。所谓武王伐国九十九，服国六百五十二，武王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正可见当时依赖亲缘关系组合起来的氏族群体，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兴盛。西周推行的基本政治体制是宗法分封制，即依据“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的基本原则，
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被任何族体和个人从心底里赞赏服从的内在规范，这就是“为政以德”，用道德来推行政治，使政令合于道德。它以不打破原族群的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不剥夺其对神灵的信仰和宗庙的存在，不变易其风俗习惯为前提，却有可能消除彼此的对立和内在的动乱因素。这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根本的政治统一。它能够在充满对立和离异倾向的地方，在承认这种独立倾向的同时，又尽可能消除因独立性招致的矛盾冲突。于是在宗法分封制的外壳下，道德成为政治的灵魂。“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只有在社会组织主要依赖亲缘关系整合的历史阶段才能做到，三代社会正是如此。道德政治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且是最佳选择。
“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闻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抵挡）矣。”(《吕氏春秋•上德》)在古人的心目中，道德可以焕发出的力量之巨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题外话】
笔者在前边所介绍的《仁义与利益的一致性》一文，请读者参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