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批斗风潮（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5月21日讯】那年我六岁，和小伙伴洪贵每天用一根绳子结成圈套在一起扮马车，他当马，我当乘客，哪里热闹往哪里冲，我们在人们的裤腰之间，看着这个热哄哄的世界，铺天盖地的伟人像，迎风招展的旗和打了鸡血般的高音喇叭，偶尔也有些倒楣蛋脸涂墨水脖子上挂着黑字红叉的大牌被人两手反举按在汽车头上一路游过来。
看别人“斗争”多了，自己也忍不住跃跃欲试。我的想法非常快的得到了洪贵和别的小伙伴的支持，洪贵还贡献出了他一直用来扮马车的绳子，大家七手八脚用报纸折了高帽，用鞋盒做了纸牌，不会写字，就用黑墨水和红墨水画了些圆圈方框和叉叉。
万事俱备，只欠批斗对象。
六七个小伙伴中，没有一个愿意当地富反坏，这可不是角色扮演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荣誉问题，就像平时玩打游击的游戏一样，大家只愿扮八路不愿扮鬼子，以至于每一次开玩之前，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把角色安排下去，八路的人数总是鬼子的几倍。
这次跟以往不一样，批斗对象只有一个人，连一个垫背的倒楣同伴都没有。这样孤单地承受敌人的压力，是很难受，而且也是很触霉头的，大家都不愿意，连一向在卡壳时挺身而出担任救场角色的洪贵也背着手闭着嘴往后退。
就在这个时候，后院井边的小红端着小搪瓷碗从巷子里走来。小红个头比我们矮小，有点像一只小老鼠走向一群饥肠漉漉的猫。
我们的批斗对象有了！
她个头比我们小力气没我们大跑得也没我们快，最重要的是，她家“出身”不好，她奶奶的妹妹嫁给一个军官去了台湾，她的妈妈和两个舅舅因此丢了工作，她爸爸也不知所踪。这样的身世，本来是值得同情的，但那个时代，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虽然我们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似乎隐隐知道，对她的斗争，无须得到她的同意。
我们扑上前，将小红按住，就像平时批斗会上突然跃起的打手们按向那个还蒙在鼓里的被批斗者那样，拉手的拉手，按脖子的按脖子，洪贵的绳子很快派上用场，稀里哗啦把小红绑得跟粽子一样，然后，头上戴高帽，脖子上挂牌子，将她连拖带拽，拉到外公家的厨房，那里有个小天井，也没有大人，于是，一场儿童版的批斗会在那里上演。
本以为小红会惊吓得瑟瑟发抖甚至哭哭啼啼，那样会增加我们的成就感。但她不仅没哭，而且用愤怒的大眼睛瞪着我们，一脸宁死不屈的样子。很显然，她也是看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长大的，那里面的女英雄们，面对敌人都是这个表情，既仇恨，又轻蔑。这种表情，瞬间把我们变成了灰黯猥琐的敌人，而她自己却变成了彩色伟岸的英雄，像宣传画上画的那样。
我们当然不喜欢这样的场面。洪贵不知从哪找来了一截木炭，胡乱往小红那大义凛然的脸上涂去，而我则捡起地上的一根草绳头，把它当成鞭子，在小红的面前挥舞，让她认罪。
小不认罪，因为她也不知道自己端着小碗从这里经过，到底有什么罪？她当然更不知道那个她出生之前多年就去了台湾，从未见过面却给家人带来灭顶灾难的姨奶奶究竟有什么罪？甚至连想当批斗者的我们，也不明白这些——我们也不知道，她应该认什么罪。也许我们想要的，只是她低头弯腰一脸恐惧和忏悔的表情。
但小红并不打算配合。虽然脸上已画了炭黑，但她的眼神依然是愤怒和刚烈的。这眼神背后，暗含的是她的两个舅舅和一个哥哥未来可能为她报仇的自信和不屈。这当然是我内心最恐惧的。
但恐惧经常以残忍的方式呈现在施暴者身上。我扬起草绳头，打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灰尘和草绳屑在阳光下胡乱飞窜。草绳打着并不十分疼，但场面却是有点吓人。我当时已经像一台失控的机器，一心只想让对方折服，惟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暴力。
草绳啪啪地打在小红的身上。
小红的脸色胀红，但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痛哭流涕求饶投降。
场面实际上已超出了六七岁孩子们能够把控的范畴，而进入到一种骑虎难下的境界。
后来，是外公解救了小红，也解救了我们。他把绑在小红身上的绳子解开，为她洗了脸，掸掉身上和头上的草绳灰，这时的小红，泪光才涌上眼睛。但她抢在它们冲出眼眶之前，飞快地逃出小院，逃向她家的小巷。
之后一两天，我一直担心着小红的哥哥和舅舅们。破天荒的呆在家里，晚上也不出门去捉迷藏和打游击。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施暴者内心的恐惧和虚弱。我害怕有人从漆黑的背后给我一棒，我担心有人用布口袋将我的头蒙住，扔到井里。洪贵和小伙伴们似乎都有类似的恐惧，史无前例的一连几天都没有在晚饭后在大街上学狗叫呼唤我出门。
我不知道是小红懂事，没有将委曲告诉大人？还是她的大人不想在原本已苦难的生活中再添麻烦。我们头上悬着的那一只靴子，一直没落地，而且一悬就是四十多年。
之后多年，小红和我再没什么交集，我不知道那个凶悍暴戾的下午，在她心中究竟是怎么样一段回忆。也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她整个的童年，一直在躲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童年记忆中，有关她的内容，又散、又淡，虽然，我们两家的直线距离，不超过20米。
也许，那一个下午，已耗尽了我们彼此一生的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