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曹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4月11日讯】“鲁郭茅・巴老曹”，基本上，80后和90后的父辈们，对这一排名该是异常熟悉的。
这六个人的名字，基本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代作家的某种排序。这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秩序需要”，毕竟同时代的胡适、钱钟书等，在文学和思想造诣上，并不输于上面六位。
但这个排名依然涵盖了对作品和思想性的评判，将曹禺成为当代文学的杰出作家，恐怕不会有太多人反对。
毕竟，一个人在23岁的时候，就能创作出《雷雨》这样的作品，以我辈之愚钝，只能把“天才”的标签安给他，这样才显得自己不至于过于浅俗。
写《雷雨》时，曹禺还在清华大学上学，他常常泡在清华的图书馆里，一写就是一天，以至于图书管理员为其破例，允许他闭馆后还可以留下来写作。
那时，曹禺坐在一张长桌前写作，桌子的另一面，是他的女朋友，一位清华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曹禺第一任妻子的郑秀。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型，《雷雨》的出版震撼了戏剧界。据说巴金一口气读完《雷雨》，“泪流满面”。
《雷雨》之后，曹禺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一时风光无两，荣誉纷至沓来。他和郑秀结婚那天，田汉、巴金、张天翼等文化名流专程来南京参加。
如果人生有四季，曹禺在40岁之前，一直都是春天。
40岁之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季，冬天。
（二）
“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说这话的时候，曹禺的身份是“牛鬼蛇神”。那个时候，他经常和一些同样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去扫大街。
很多不懂事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是“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虽然孩子们可能还不能理解什么是反革命，但他们知道往这些人身上扔石头。
不要觉得曹禺惨，实际上，此时的曹禺算得上是“幸运”的。他的同事老舍选择了跳湖自杀——那个时候，自杀成为了一种解脱。
活着的人更惨，游街、批斗，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田汉跪在地上，脖子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曹禺没有受过什么酷刑，是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对红卫兵们说了一句话：“曹禺不是走资派。”
但曹禺还是被扣上了许多大帽子，他被抄了家，关在一间废弃的澡堂里。他每天都要重复很多遍“我有罪，我向人民群众请罪”。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这期间在家吃安眠药去世，他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曹禺扫大街的时候，看见过第一任妻子郑秀。郑秀爱了曹禺一辈子，宣读离婚协议的时候，郑秀哭的气都喘不上，两人离婚后，郑秀终身未再嫁。
是郑秀主动在寻找曹禺，她总是默默站在远处观望扫街的曹禺。当曹禺认清那就是前妻的时候，两个人却都只是隔着一条马路，默默无言地看着对方，没有交谈，也没有表情，假装对方只是陌生人。
所谓世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并没有什么稀罕的，文革时，无数对中国夫妻和父母子女，都曾经经历过。
曹禺和郑秀中间并没有柏林墙横亘，但是，谁也不敢跨出那最后的一步，都怕自己的莽撞给对方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我想，那道墙，大概还是有的吧。
这时的曹禺，将无限的才华，用在了写检讨材料上。
23岁就写出《雷雨》的天才作家，写出来的检讨材料，却屡屡被上级以“认识不深刻”为由打回来重写。也许曹禺从来没有觉得写作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文革过后，有记者问曹禺：你最大的罪状是什么？
曹禺说：“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
（三）
“我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查看曹禺的词条，会发现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
在1949年以前，他密集地创作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文艺作品。但是在此之后，曹禺仿佛停止了文艺创作，人生的后半场，曹禺贡献的作品少的可怜，只有2部，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两部作品的名字，都是闻所未闻。
中年以后，本该是作家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这就不免让人问一句：曹禺怎么了？
在曹禺女儿的回忆中，曹禺的枕边经常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曹禺读这本书，读着读着会突然间变得歇斯底里，对着空气大喊大叫：
“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单从这句话，我们便能感受到曹禺内心有多痛苦。
对于曹禺这样一个对写作充满热忱，23岁就写出《雷雨》的人，盛名之下，他的内心不可能不渴望“伟大”，不渴望再次执笔写出一部令人怦然心动或热泪盈眶的作品。
可建国以后，曹禺再也没能写出什么东西。
这当然不是因为生活和历史没有给予他应有的灵感，只是，曹禺的内心里，有一些东西彻底断裂了，彻底被碾碎了。
正如女儿万芳所言：文革彻底把曹禺碾碎了，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曹禺，被黄永玉赞为中国的托尔斯泰的曹禺，跨过1949年的门槛，一直到他去世，曹禺只勉强写了两部作品，以及一部参与集体创作的剧本。
这两部作品是什么样子呢？
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讲述的是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新社会改造的故事。还有一部是《王昭君》，同样属于政治任务，任务的主旨是希望借王昭君的故事，来歌颂一下民族团结的精神。
曹禺写的很卖力，硬生生地把王昭君写成了一个甘愿为了国家利益，放弃自我的伟大女性。而在此前人们的印象里，王昭君一向是个哭哭啼啼的，两国博弈下的时代牺牲品。
就是这样的作品，仍需要层层审查和修改，曹禺的女儿回忆道：
“爸爸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仍难尽人意。爸爸感到无所适从，很苦恼，他创作生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作家个人的写作竟然要涉及到这么多的人和事。”
（四）
“我是用社会活动麻痹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
平反之后，曹禺恢复了公职，在文坛上的地位也逐渐被人承认。他的头衔越来越多，曹禺越来越忙，但这种忙碌对曹禺而言，却是一种躲避。
别人看起来，他有公职、有汽车、有司机、有地位，但内心的痛苦只有曹禺自己知道。
《雷雨》被当做为一出“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悲剧”而迎来了重新排练和公演的机会。
但是，曹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无法融入自己的作品里增添的一些“新东西”。
按照上级的要求，新《雷雨》的排演，要编剧导演按照阶级分析法去分析人物，要所有演员带着阶级感情去演，演员们虽然都表现的慷慨激昂——可问题是，《雷雨》不是样板戏，并不需要演员们都是一副慷慨激昂的状态。
曹禺痛苦地说：“我的剧本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东西”。
曹禺曾经发誓，一定要写出一点什么东西，发出自己的愤怒和抗议。
但是，人生的后半场，他终于还是什么也没能写出来。
曹禺去世后，巴金的女儿给曹禺的女儿打电话说：
“我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黄永玉曾经给曹禺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在阿瑟・米勒来华时，曹禺亲口给他读过。
这封信里面，黄永玉向曹禺发出连续的拷问：
“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你，曾经是大海，可是现在却变成了一股溪流。何时你才会在纸上再写出波澜壮阔的场面？1942年以来，你没有写过真的、美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什么东西能抵得上这种损失？”
是啊，国家对你的才华做了什么？
米勒回忆道，曹禺当时“眼含泪水，目光炽烈”。读完信后，曹禺喃喃说了一句：
“实话！这才是好朋友应该做的！千真万确！”
（五）
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个现象被称为“曹禺现象”。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问题，曾经摆在许多研究当代文学，研究曹禺生平的学者桌面上。
其实，即便是仓促地了解完曹禺的一生，你大概也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叹：
答案已不言自明！
曹禺逝世之前，对前来探望他的吴祖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或可作为曹禺本人对自己一生际遇的总结陈词。只是不知，当时说这句话的曹禺，内心滋味几何？
他说：“我这一辈子啊，太听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