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乡村人民的逸趣，我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网络图片）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优闲自得的生活。
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
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
“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
一九三三年七月，那时正是展开查田运动的时候，我由会昌到瑞金去参加红军总部的军事会议，路经距瑞金十多里的龚坊，因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姓的全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俱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
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子吓得哭起来了！我的特务员连忙叫她们不要怕，并说我们暂借此休息片时的，她们才半信半疑的跑到厨房里去为我们煎茶。特务员借了她们家里一个旧脸盆，盛了一盆冷水给我洗脸，她们听到特务员称我为“司令员”，便悄悄地问“这位司令员姓什么？”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
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那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时，从隔邻又来了两位农民，跑来帮她们说情：“她们家里实在没有钱了，请司令员看在同宗面上，救救她们寡妇孤儿的六条命！”
我问这两个农民：“你们是不是农会会员？”他们回答说：“是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替她们证明呢？”他们无可奈何的说：“我们也曾经说过两次，村政府主席说我们袒护自家人，假如再说情，连我们都要受处分呢！”
处在这个场面，任你铁石心肠也要感动，何况我一向是怀着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呢？过去我只知道在某些方面中共的农民政策太过火了，但因环境限制，使我无法和人民生活在一起；又因种种关系，人民有痛苦也不敢向我申诉，我对人民的痛苦自然有很多隔膜。
前次为了长汀刘医生的事件，已使我心中非常难过，现在摆在我眼前又是这样一幅血泪交流的场面，叫我怎样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替她们想办法。她们听了我的话，这才含泪的站起来。不过，这件事，我后来还是没有办通，虽然我几次下决心，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将这些实际的情形向党中央报告，但终于找不到适当的机会，负人负己，惭恨每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