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9年2月16日讯】张维为和胡鞍钢是中国目前最著名也是最无耻的两个马屁精“学者”。一个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一个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这两个大五毛一南一北遥相呼应，文章和演讲一个接一个，谬论和屁话一通接一通。不要小看这两个御用文人，他们不仅有大量的小五毛粉丝，而且深受高层领导的赏识，他们的荒谬理论对执政者的治国理念有相当大的影响。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自吹自擂歪风（例如《厉害了我的国》），不能说和他们鼓吹的谬论没有关系。所以对他们的胡说八道不能等闲视之，必须痛加驳斥。下面转载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痛批张维为的代表作《中国震撼》的文章。《中国震撼》一书受到政府高层的高度赞赏，曾向外国政要推荐，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什么货色。
自1840年以来，中国之所以停滞落后、命途多舛，除了统治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极力抗拒良性改革之外，自大自负而其实并不自信的民族心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种心态让落后的根源成为中国视野中的盲点，使国人莫名沉醉于沾沾自喜之中，进而因循守旧、避重就轻，贻误实质改良的最佳时机。直到1894年甲午战败，中国朝野才普遍意识到，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制度而非器物。
相比之下，日本遭遇列强挑战比中国晚二十年，但短短八年即发动明治维新，此后二十年又成功立宪，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在此期间，日本几乎全盘照搬欧陆法制，奠定了国富民强的制度基础，而中国则先是夜郎自大、孤傲懈怠、拒绝借鉴，被动挨打后又不得不拜自己曾经的学生为师，也算亡羊补牢。
但好景不长，1919年之后，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情绪误将因受列强欺凌而产生的民族仇恨，发泄到列强之所以成为列强的宪政民主制度上，却不知宪政民主犹如先进科技，既然能使欧美日强大，必定也能使中国强大。不论是出于盲目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对宪政民主的排斥往往冒用“爱国”之名，实质上却是最大的卖国。
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国民心态不仅依然困惑当代中国，而且病症加重、危害更甚。官方为了维护统治合法性，自然要高扬“中国特色”的大旗，而御用学者纷纷跟进，为了分得体制内的“一杯羹”，到处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找“依据”。近年来，国内“左派”一直批评自由派拿中国的缺点比别人的优点，自己则反其道而行之，竭力突出中国成就、夸大别国缺陷。
迄今为止，在这个方面最系统的代表作是张维为的《中国震撼》，因而有必要作为一个标本加以剖析。
《中国震撼》的中心论点是民主转型的国家全军覆没——从东亚到东欧，西方宪政模式没有复制出一个成功的例子，而“论证”工具则可以说展示了国内左派的“百宝箱”。在这本不时“用数字说话”却通篇没有一个注释的通俗读物中，西方法治国家显得老态龙钟、回天乏力，照搬西方模式的转型国家更是水土不服、哀鸿一片，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生机盎然的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文明崛起”。
据说作者走了一百多个国家，结论是“总体上说，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不仅华沙、布达佩斯比上海“至少落后十年”，连地铁又破又烂的纽约都不如上海，最后甚至“论证”出“许多上海市民拥有的财富和生活水平高于瑞士”的惊世骇俗之语。
这些反常识结论是如何产生的?我浏览了这部大作，大致梳理出以下七种方法，是为“当代夜郎”遮人耳目的障眼法，仅供那些不想被忽悠的读者明鉴。
一是在评价标准选择上避重就轻，死抱住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GDP，并以此概括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部。GDP无疑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显然并非是唯一指标。
且不说这个指标本身可能带有相当水分，在贪污腐败横行、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今天，其积极意义早已受到质疑。然而，全书通篇拿中国的GDP总量说事，而即便官方也知道这个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不仅经济增长速度远不能涵盖文明程度乃至生活水准的各个方面，其实即便用迄今为止中国最拿得出手的人均收入或GDP增长，即便用作者力挺的人均购买力(PPP)来衡量，也得不出中国“风景独好”的结论。
据世界银行2012年统计，中国在213个经济体中排位113，确实明显领先于印度和菲律宾，但是被作者描写得一团漆黑的匈牙利排名72，人均购买力是中国的一倍;更为“不堪”的保加利亚排名91，人均购买力超出中国一半。
二是在对象选择上以偏概全，专门“捡软柿子捏”。印度免不了是一个靶子，因为这个1950年立宪独立的国家几乎和当代中国同龄，却一直未能摆脱贫困。不仅印度，其它东南亚国家似乎也难逃西方民主的“厄运”。菲律宾是另一个经济发展速度不如中国的“软柿子”：“美式民主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繁荣与富裕，而是动荡与贫瘠，国运也迅速由盛变衰。”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认为“民主转型未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作者避而不提的是，英国、美国、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起飞恰和政治民主化同步，韩国、台湾地区的民主化并未阻碍其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更多取决于民主化的质量和社会稳定度。专制固然可以一时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但是长远而言危机四伏;民主化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但是只要民主成果得以巩固，那么由此营造的长治久安必然有利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在因果归责上简单片面，把经济落后的过错统统归咎于民主制度。书中列数了印度民主的种种问题，譬如低效率——印度政府五年才改造了6000户贫民窟;譬如民主政体下的选民和政客受制于短期利益，不能从印度社会的全局长远利益出发，孟买的基础设施就因为局部利益牵制而长期滞后。再譬如民主政府心慈手软，为了赢得选举取悦选民，不敢控制人口增长，不能铁腕打破“既得利益”。
从印度、美国等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宪政民主往往只能防止政府自身歧视，却无力杜绝社会自发的歧视。不妨换个角度，即便民主无力矫正传统之恶，威权专制的结果会更好吗?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彻底颠覆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本身即已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印度这样的多族群、多信仰、多语言国家，维护了六十多年的和平统一已是极了不起的成就，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饥荒”、“大革命”及各种折腾人民的政治运动;如果在印度实行威权政治，只怕早已内战频仍、分崩离析。
四是用个人观感代替客观判断，用一两个事件、一两次聊天、一两组不靠谱的数据，就给民主转型整体打不及格。作者断言印度教育落后，许多选民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很好骗，只要小恩小惠就可以搞定，因而民主不适合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但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似乎只有自己的主观想象。如果看到印度大选，一个人口接近中国的大国、1000多个政党，却平稳淡定地选出自己的总理和550多人的“人民院”，作者是否会改变结论呢?
在《中国震撼》里，不仅泰国、印尼等转型国家是“劣质民主”，甚至韩国、台湾地区也缺乏“司法独立”和“公民文化”，“民主品质实在无法令人恭维”，而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无非是台湾大选的“枪击案”等个别突发事件。对于没有去过台湾或只是去旅游几天的国人来说，台湾民主似乎就只剩下枪击、黑金政治、立法院打架……
其实，民主的腐败再严重，也不及专制的腐败严重，而之所以民主政治看上去腐败，专制政治却看上去“清廉”，往往是因为后者没有前者的新闻自由，挖掘腐败很难、风险很大。即便如此，公开发表的数据也不支持民主一定导致腐败的结论，尤其是在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之后。
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统计，在参与排名的175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0，处于中间位置，印度和菲律宾则并列94名。说印度和菲律宾政治“腐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照《中国震撼》的说法，东欧民主政治黑得暗无天日，但是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匈牙利排名47、保加利亚排名77，所有东欧转型国家都比中国领先。
五是单边抹黑、拒绝对照，在大肆抨击别人的时候，闭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譬如书中说到印度的“绿色指数”很差，却对中国自己的大规模生态环境破坏轻描淡写。我查了耶鲁大学公布的“环境表现指数”(EPI)。在2014年调查的178个国家中，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澳大利亚、卢森堡、新加坡、捷克。印度排名155，确实很落后，但是中国排名118，也好不到哪里。
《中国震撼》把转型民主与法治说得一无是处，却从不对照中国自己的民主与法治状态——也无法对照，因为GDP是中国惟一的强项，民主和法治则相比于东亚弱国也是我们的弱项。
和民主相比，法治指数更乐观一些。据“世界正义项目”2012-2013年的评估，中国司法公正指数在97个国家中排名69，排在越南后面。相比之下，被描写得混乱不堪的泰国排名46，韩国则排名19，仅在美国之后。作者竟大言不惭，把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民主与法治批得一钱不值，但调查数据的结论恰好相反。
英国《经济学人》2012年的统计表明，韩国在参与调查的167个国家中排名20，竟然在美国(21)、日本(23)之前。台湾和印度分别排在35、38，属于“瑕疵民主”，但是瑕不掩瑜，仍不失为整体健康的民主，尤其是印度人口众多、经济贫困、教育落后，却仍然和平维持了六十年的周期性选举，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国家或地区才是实至名归的东亚骄傲，到了《中国震撼》却全成了负面形象。东欧转型国家一般排名在40-50之间，最末一位保加利亚排名54。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名次(141)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
六是曲解别国制度，造成混淆视听。《中国震撼》诋毁新闻自由，为的是说明哪个国家的新闻自由都不是绝对的：“美国不允许报道本．拉登讲话，英国不允许歌颂希特勒，日本不允许批评天皇，泰国不允许开国王的玩笑。”
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禁止报道本．拉登讲话的法律;之所以看不到拉登讲话，是因为主流媒体不会长篇累牍地报道一个恐怖分子头目的原话。英国禁止的则是否认犹太大屠杀存在的事实，而不是歌颂希特勒的评论;歌颂还是谴责任何人，是公民自由选择的价值取向，是国家不能禁止或强求的。日本和泰国确实不允许批评天皇或国王，但那只是一条单独的禁令而已，能否和中国宣传部门每天给各大媒体传达指示相提并论呢?以此来论证“哪个国家的新闻都不自由”，只能是混淆视听，而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新闻自由和网络言论上的排名比民主指数更靠后。
七是自我美化、自欺欺人，用管制下的舆论来吹捧管制。作者引用皮尤中心(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10年的调查显示，高达87%的中国人对国家“满意”，而美国和法国的数字则只有30%和26%。在舆论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下，此类国内民意调查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即使国外机构来做也改变不了这个结论。
如果引用比较可靠的幸福指数，中国的优越性远非那么明显。2010-2012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曾全面调查156个国家的幸福程度，并发布了《2013世界幸福报告》。中国排名93，在匈牙利(110)与印度(111)之前，但是排在菲律宾之后，而哈萨克斯坦、克罗地亚、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分别为57-60)、阿尔巴尼亚(62)、白俄罗斯(66)、俄罗斯(68)、立陶宛(70)、爱沙尼亚(71)等中东欧转型国家都排名相对靠前，甚至乌克兰、拉脱维亚、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分别为87-90)也排在中国之前。如果带着深度“有色眼镜”选择材料，对自己形象有利的就用，不利的就不用，那么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
不幸的是，国内不少“左派”投机取巧，把宪政体制所容忍的自由批评当作抹黑民主的污点，抓住一点、无限夸大、混淆视听。其实要写问题，中国的公权腐败、强征血拆、环境破坏……能写出多少本书来?一旦国内的批评声音遭到压制，民众对国外的情况又不明就里，诸如《中国震撼》及国内某些媒体所带来的舆论误导就尤其值得警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