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委内瑞拉左翼活动人士挂起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横幅。（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按：伯父年轻时曾经留学法国。那时正是1937年，国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序幕。伯父与其他同学，一群热血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知这是否命运的作弄，还是那一代人的劫数，在与杨虎城的认识、交往和影响下，伯父接受了共产党的魔鬼思想。
伯父一家的灭顶之灾
我的伯父吴子牧，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大学部部长，分管高等教育。其实1966年文革开始前，他已经调离北京市，就职外交部，准备外派任某国大使。但文革一开始，他仍然没能逃脱挨批斗的厄运。他被揪回北京市，作为全国大黑帮之一，成为文革首批被斗的对象，被拉到北京各大院校批斗。更有甚者，由于他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北京矿冶学院院长，被揪回矿院批斗。就在那次批斗中，红了眼的红卫兵动嘴喊口号已经不过瘾了，在批斗大会的台上，对着伯父拳打脚踢，他的肋骨被当场踢断。这是北京首次开始武斗。多年后，曾经在文革时期中担任过北京市第一把手的吴德回忆道：多亏当时一位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同事赶到，他扑在伯父身上说：“我是市委大学委员会派来的，不能打了，再打就打死我吧！”这样才把伯父保护下来。而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就是在1967年1月在矿院被毒打身亡的，这是文革中死于直接暴力的第一位中央政府部长，成为文革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我的伯母江枫，也在文艺系统工作，任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她的一位同事在回忆录里写道：
“我们学校最早死于‘文革’迫害的，是江枫。江枫是延安来的老干部，那时候担任北京戏曲专科学校副校长。‘文革’开始了，江枫在我们学校挨斗挨得非常厉害，校长的尊严一点儿都没了，屈辱得很。她丈夫吴子牧比她还惨，被揪到各个大学，轮着批斗，根本不拿他当人对待。
“吴子牧被人从家里揪走前，嘱咐江枫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挺住。但是江枫没挺住。”
“骄阳烈日底下，一群小学生、小孩子，命令江枫跪在地上，围起来斗争她，侮辱她。那天是1966年8月17日。晚上，江枫回到家里，把自己拴在卫生间里的水管子上，上吊自杀了。她应该还不到五十岁。第二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
随后，伯父与中央各部委的一批“反革命、黑帮、走资派”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据说那里是血吸虫病最猖獗的地方。1970年的一天，我的伯父在挑着担子劳动时，昏倒在地上。被拉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送回北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去世了。这是北京市除了吴晗一家，第二家夫妇双双被迫害致死的例子。
我伯父的忌日，就在10月1日国殇日。每到这一天，我堂哥、堂姐挥之不去的哀伤，是那么的沉重。记得前年国殇日的那一天，我堂姐写道：
“爸爸住院时，我们已经没有户口名簿，无法去领任何票证。肉、蛋、奶在那年代都是凭票限量供应，牛羊肉只供几个少数民族（有名录），奶只供婴儿（有出生证并上户口）。我不敢去向别人讨换，那样做他会骂我的。
父亲的厄运
伯父、伯母双双去世后，我的堂哥、堂姐唯一可以投靠的长辈，只剩下在浙江杭州工作的我父亲了。可是那时我父亲也是自身难保，是关押在牛棚里、毫无尊严和自由的“反革命分子”。父亲的厄运比他哥哥来得还要早。1956年，就在中共发动大规模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斗争”前夕，父亲当年36岁，因为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才华出众、年少气盛的他不够听话服从上级，被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定为“党内的中右分子”，撤职罢官，从副省长候选人的位子上被拉下来，到农村去长期参加“四清”运动，没有被划为“右派”已经是万幸了！直到晚年，他在农村因挑担子在后背颈处挑出的一块大肉垫还清晰可见。
文革时，他是理所当然的被打倒对象，挂牌、游街，都有他的份。1969年，当时是中学生的我们已经停课3年多，被一锅端地下放到农村去，我和姐姐从江南的杭州被下放到八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去当农民。直到我们北上的火车开动时，父亲都没有获得片刻自由，来送一下他的女儿们。当伯父去世时，作为唯一的亲人，他却没有资格去北京为兄长料理后事，最后还是各方讬人求情，才得到浙江省革委会（文革时省委权力机构的名称）的额外“恩准”，终于得以进京为兄长送行。在这样的处境下，两个失去了父母，无所依靠的子侄来投靠他，可想能有什么样的结果了！
当时，自愿提出到浙江来工作的堂哥与堂嫂，作为大学生毕业分配，被分配到浙闽交界的大山区里当中学老师，我曾经和堂姐一起去探望过他们，我们坐着长途巴士在那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颠颠簸簸一直坐到了公路的尽头无路可开了，还需要再走15里山路，才能到达堂哥堂嫂任教的农村。而我们所带的行李等，就得靠当地农民们挑着担子运进去。所幸的是，在那灭绝人性，人人自危的年代，山里人的淳朴与善良，使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静安宁的岁月，他们与那里乡亲们的友情，一直延续到今天。
堂姐与北京一大批父母被打倒的高干子女一起下放到山西农村当农民。在那里劳动一年，连饭都吃不饱。伯父去世后，她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父亲只好把她和在黑龙江当农民的我，一同托付给还能念及友情，在部队工作的战友，在唐山郊外的部队化工厂里当工人。
在我们姐妹两去北大荒当农民以后，作为独子的哥哥，在大学分配工作时，还是被分配到遥远的四川。当时还算有人身自由的母亲，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每到周末，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只能对着3个孩子的照片一个一个轮流呆呆地看着。这些年里，母亲家的亲人也是被整、被关、甚至送命。她自己因为丈夫的牵连，被无端降职、挨整，受到种种不公的对待和迫害（因为这又是另一个家族的悲剧，我这里不展开细节）。这一切对母亲的打击与精神刺激太大了！郁郁寡欢的母亲后来得了癌症，去世时仅56岁。
为报效祖国 却误投魔鬼之手
伯父年轻时曾经留学法国。那时正是1937年，国内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序幕。伯父与其他同学，一群热血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积极参加当地华侨爱国组织，宣传国内救亡活动，为援助抗战前线将士不遗余力，甚至毅然决然地决定放弃学业，放弃他们安逸优越的生活与前途，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战争。正在那个关键时刻，他们见到了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这批年轻学子们与杨虎城同舟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不知这是否命运的作弄，还是那一代人的劫数，在与杨虎城的认识、交往和影响下，伯父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那时国内充斥着一种对蒋介石的“先攘内，再安外”，先解决共产党心腹之患，再全力以赴抗日政策的不理解与不满，认为蒋介石抗战不力，以为中共才真正抗日。对于面临亡国危机急切想保家卫国的国人来讲，特别是对年轻单纯的热血青年，共产党的那一套理想主义宣传很有迷惑性。甚至就职于国民政府司级文官的我的爷爷，也没有识破共产党的伪善面目，反而支持他的两个儿子参加共产党，认为这才是真正抗战。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伯父回到家中，带出了当时年仅16岁的父亲，一起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中，爷爷是否对共产党的面目有了清醒认识。至少在1949年，共产党窃取中国政权时，我的爷爷没有因为他有两个在共产党里当高官的儿子存有幻想，留在大陆，而是明智地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如果他选择留在大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的弟弟、我的五爷爷一家遭遇也很惨。这里不再展开讲。
我的父辈所遭遇的经历，其实代表着那个时代一大批优秀青年的遭遇。一大批忧国忧民，满腔热血，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带着对国家与社稷的使命感，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中，投入到改变国家百年积弱的命运中。但是他们错误地选择了共产党，被共产党的谎言迷惑，最后连自己一生以至生命都遭受了非人的摧残。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文革时期，而是从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那一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始了！在随后中共统治的60多年里，中国的一大批知识精英，以及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都遭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与摧残。这场巨祸甚至遍布社会各阶层，波及全民。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现代历史上的最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