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桃花岛上的金庸铜像,两旁的楹联为著名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Clestur/wiki/CC BY-SA 3.0)
10月30日下午,著名武侠作家金庸(1924~2018)于香港养和医院逝世。金庸原名查良镛,是浙江海宁査氏名人,武侠小说界泰斗。
1948年,24岁的金庸移居香港,1950年代起,开始创作《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多部武侠小说,脍炙人口。他曾以“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将其14部中长篇小说加以归纳。
说起海宁査氏,可谓人才济济。享有“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誉的海宁査氏,是中国历史上江南的名门望族之一。康熙帝曾御笔亲书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匾额“敬业堂”、“嘉瑞堂”以褒奖海宁査氏的厚德门风。査氏近代名人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查良钊、金庸、穆旦等。
今天金庸的逝世,在华人界引起广泛关注,然而当年他叔伯哥哥穆旦的逝世,不过是时代背景下,千万受难者其中之一。穆旦的名字和故事,相比金庸,是那么鲜为人知。
其实,作为同族兄弟,穆旦的才华并不逊于金庸,从早年参加远征军和旅美留学的经历看,反而更胜一筹。但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两人的不同选择,最终导致了迥异的命运,让人不胜唏嘘。
跋涉:从清华到西南联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大金庸6岁。“穆旦”是将其姓氏“查”字拆为“木旦”,后用“慕旦”,再固定为“穆旦”。金庸(查良镛)后来也采取叔伯哥哥的方式拆“镛”为金庸,作其笔名。
1935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师生一起迁到长沙继续学业。不久,再次启程,与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步行团”,随曾昭抡、李继桐等教授,历时69天,跨越湘、黔、滇三省,长途跋涉抵达云南昆明西南联大。
远征:历史走过留下英灵
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网络图片)
1942年,穆旦已是西南联大的助教。这年,日军在缅甸战场投入重兵,势如破竹,中国唯一通往外部的交通命脉面临被切断危险。应盟军要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2月,穆旦报名参加远征军,在第五军司令部任中校翻译官。在军中,穆旦受到杜聿明的礼遇,在作战间隙,他会作诗活跃气氛、鼓舞士气。
从中国军队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与盟军一同立下战功,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抗战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1942年4月,盟国英军作战失利,远征军的战略防卫目标消失,被迫后撤。穆旦随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热带雨林。
“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有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援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
对于这段历史,诗人穆旦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森林: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祭歌: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旅美:快乐却短暂的时光
1946年,穆旦结识了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周与良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当时良铮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瘦瘦的青年,讲话有风趣,很文静,谈起文学、写诗很有见解,人也漂亮。”
1949年底,穆旦和燕京大学才女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
1948年,周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穆旦随后也旅美进入芝大就读。1949年底,穆旦和周与良在美国佛州结婚,婚后住在芝大校园附近的公寓。当时和他们夫妇来往的朋友很多,周末大家聚会、打桥牌、跳舞。
提到那段快乐的岁月,周与良怀念道:“我们的家总是那么热闹。”巫宁坤回忆说:“1948年3月,我从美国印第安纳州曼彻斯特学院毕业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英文系研究生中,有赵萝蕤、周钰良(周与良的哥哥)、查良铮等人,他们都是国内英语界的菁英。”
回国:费尽周折当头一棒
1950年,穆旦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但办理过程十分曲折。“当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不允许读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回国,文科不限制。良铮为了让我和他一同回国,找了律师,还请我的指导教师写证明信,证明我所学与国防无关。”(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1951年,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和印度德里大学的邀请函,邀请他们就职任教。但是,夫妇二人终于选择了回国。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当年急于回国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的。
1952年,美国移民局终于批准他们回香港的申请。1953年1月,他们未抵香港,几经辗转,由深圳到广州,再到上海,最后抵达北京。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54年3月到年底,穆旦高质高效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一时声名鹊起。但穆旦译诗的“黄金时代”转瞬即逝。
1954年底,著名的南开“外文系事件”爆发。随后,穆旦因“中国远征军”和芝大留学经历,被归为需要“专政”的对象。1958年,穆旦被正式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降职降薪,被逐出课堂,并被判处3年劳教,强迫在南开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劳动,自此失去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
1962年,管制解除。穆旦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计划,翻译英国浪漫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历经三载,穆旦白天体力劳动和思想汇报,晚上回家悄悄伏案,终于,16000多行的呕心译着完成初稿。还未经喘歇,运动再至。
牛棚:文革中的凄苦岁月
1966年,文革开始,穆旦再因“远征军”和“旅美”历史被抄家、揪斗,被剃成“阴阳头”。所幸的是,支撑穆旦精神的《唐璜》译稿未遭到红卫兵焚毁。令人难过的是,这位曾经以铮铮铁骨远征抗战,从野人山走出的英烈,与大批当年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他们或是职业军人,或是青年师生)一起,在江山易色后,几乎全部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抑郁而终,或被折磨至死。
1968年,穆旦全家被“扫地”出门,夫妻天各一方,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穆旦进“牛棚”,周与良成了“美国特务嫌疑”,被隔离审查。1969年,一个漫天飘雪的冬日,穆旦悄悄跑了几十里路去看久无音讯的妻子周与良。
“他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块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几个月没见面,他又黄又瘦,精神疲乏,他只是安慰我‘要忍耐,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看到他眼中含着泪水,脸色非常难看,便安慰他:‘我也是特务,应该受到惩罚。’说了几句话,他准备走了,要走几十里才能回到住处。他非要把那包花生米和几块糖留下,我坚持不要。互道保重后,他就走了,停留不到半小时。我送他到村口,看他走远了,才回村。从后面看,良铮已经是个老人了……”(周与良《永恒的思念》)
扫厕: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1972年,穆旦结束劳改,回到南开,主要工作仍是十几年前就开始的扫厕所和打扫澡堂。其余的时间,穆旦终于得以埋头于新的翻译和修改从前的译着。在凄苦岁月的夜深人静时,是穆旦伏于斗室的身影。如此,他竟还向世人奉上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艾略特等诗人的译著作品二十余部。
1973年4月,在南开打扫厕所的穆旦,接到校方通知,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天津第一饭店去见了美籍数学家、西南联大同学王宪钟。这是20年来第一位从美国来访的老友。
1976年初,穆旦骑车为孩子们打听招工信息、寻找生路时,在黑暗中跌入深坑,右腿骨折。1977年,住进医院准备接受伤腿治疗的穆旦,突发心脏病去世。
在最后的日子里,穆旦或许思考了很多,在《冥想》一诗中,他写道:“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为什么由手写出的这些字,竟比这只手更长久,健壮?……我傲然生活了几十年,仿佛曾做着万物的导演,实则在它们长久的秩序下,我只当一会小小的演员。”
中国远征军人、诗人穆旦在自己的诗句中被“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最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