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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8年10月30日讯】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谈到资本主义形成时，认为需要有思想、宗教、法制与经济的互相衔接。用任何单一的线索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解释，都难免以偏概全。单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法律和信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不可或缺；然而，一项法律要行得通，必须有思想信仰和社会力量在后面做根据。
晚清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有一个对话。伊藤博文说，周游海外期间，他学到了三条伟大的教训：第一条是，如果一个民族不力图改革其社会大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不能被看作是繁荣昌盛的；第二条是，没有一种伦理支柱，任何物质上的繁荣都不可能持久；第三条是，对于那些拥有伦理支柱的民族而言，背后拥有宗教支持的国家才是最强大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学者谢灵就这段话评论说，今天的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水平，远远未能达到百年前伊藤博文的认知水平。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信仰，没有上帝，极易成为极权主义的同路人和吹鼓手。
宗教在美国政治中有着独特的功能。《独立宣言》中，至少有三处使用神学概念阐述建国者们的宗教信仰、权利基础、建国的理念和要建立的国家的性质。用“被造”（are created）界定何为人；用“造物主”（their Creator）界定在人类一切自由与权利的来源者和赐予者；用“神圣护理”（Divine Providence）宣示追求自由的努力必须依赖的保障和应许从何而来。说明美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自清教徒的改革宗神学传统。
为什么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需要宗教的支撑？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说，对十字架的信仰中，有一种纯粹的超越性追求，对上帝的忏悔中，有一种绝对的忠诚。正是天堂使人类意识到了人世的庸俗、懦弱。对人自身的否定和批判，是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财富。……西方的近现代人所具有的职业精神、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都来自基督教神学。（《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宗教信仰引领人类精神，使得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黄仁宇以荷兰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为例，说明“并不是先有了一个宗教观念，才因之造成了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因为各种因素的汇集，使荷兰民国先已造成一个由资本家作领导的坯胎，定命论才因之被解释得强调人生富贵荣华由天赋，而一个信徒更要勤俭致富，才能证明他自己既虔诚，又有神佑。”（《放宽历史的视野》）黄仁宇认为，信仰不是资本主义的起源，而是富裕起来的资本家的一种心理证明。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归因于清教信仰，固然是过度夸大了宗教在资本主义起源个发展中的作用，然而，虔诚的宗教信仰，一直伴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让我们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在资本主义的功能。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国民需要有信仰？信仰有两个层面。信仰的第一个层面，是形而上的宗教层面。《上帝，国家，可乐》这本书揭示信仰在国家的重要作用。在美国这个富强的国家与企业的背后，还有上帝的影子。而上帝，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与文化的象征。今天，美国的上帝，不是单一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一个多元神。张千帆评论当下中国的信仰状态说，因为某些国民的宗教信仰和自己不一致就把他们打入“邪教”行列，剥夺他们的宗教活动自由，我们就在削弱这个国家，因为信仰是最重要的道德资源。压制宗教活动自由不仅伤害了信教者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不信者在自由传播过程中接受信仰的机会。（《宪政是强国之本》）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也说：“美国尽人皆知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在这里人们可以有自由的选择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的权利。”“自由的选择信仰，是美国自由精神非常重要的基础之一。”
中国信仰的状况可以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境况体现出来。《纽约时报》报道：坐落距离海岸线约十五公里的一个山谷里的水头镇是一个小集镇，这里有墙上渗透着水迹的混凝土住宅区和杂乱的街道。大多数这里的传统宗教场所，包括佛教的、道教的，以及祭奠祖先的祠堂等，都是小型建筑，有的建在山边，一般都不显眼。但自廿世纪八〇年代起，水头镇上的十四所教堂的建设都得到了当地企业家的捐款，他们热衷于炫耀自己新获得的成功和来之不易的信仰。教堂有几层楼高的正厅，还有卅多米高的尖顶。直到前不久，大多数教堂的尖顶上都有鲜红色的十字架。但是水头镇上一半教堂的十字架已经被拆除，每个月都有命令下来，要求拆除更多的十字架。许多接受采访的礼拜者说，他们担心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浙江两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国或进一步限制基督教》）
焦国标评论说，美国不怕中国崛起，怕中国崛起了犯浑。浙江大规模拆十字架，扒教堂，就是标准的犯浑，比阿富汗塔利班炸巴米扬大佛还要浑一百倍。中美贸易战的根源岂止是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中国去西方国家建孔子学院，在自己国家扒耶稣教堂，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这是智昏加犯浑。这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挑衅，这是对西方文明的宣战。
信仰的第二个层面，是形而下的制度层面。民众的信仰，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的基础上；对制度的信任，建立在公平的法制和公平的理念与实践的前提下。德国学者法兰克・舍伦（Frank Sieren）说，“我们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发展了一种法制和公正理念，这一理念则建立在举证义务的基础上，并用来区分一时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个案还是连环作案、尤其旨在避免株连。即使我们有时感到愤怒，也应该遵守这一原则。其中不是要夸大或描清某个事件，而是强调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也包括那些曾有不公行为和如今仍在犯错的人。因为只有维持公正才能让自身的价值站住脚。”（《从天安门到莱比锡》）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失去对制度的信任，不再相信制度提供公正的保障，制度的危机就随之到来。
学者吴思说，现在政府不提供这东西，就有了黑市，有了一种与官方联手牟利型的黑手党，有了一套固定的规矩。一个潜规则通行的领域就这样出现了，一个事实上的职业和公司就这样出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并且还将继续为公正付出极高的代价。公正稀缺的社会算个什么样的社会呢？那就是潜规则支配一切的社会，一个冠冕堂皇的宣言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社会。在两者的差距之间，对公正的追求逐渐积累，又被无情地压缩，积压出价值千万亿人民币的能量，一旦找到薄弱部位，这股能量就会造成火山爆发。（《出售公正的生意》）
不公正的社会必然唤起人的邪恶的本性，造成底层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溃烂。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强大而专横的权力是社会溃败的重要原因。由于缺少外部监督与制衡，行政官僚蔑视法律规章，施政措施缺少稳定性，其肆意行为更是削弱了司法权威。身处这种政府运作逻辑下的民众则以另外一种方式模仿、学习了政府的行为方式。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而他们也不尊重、遵守法律，“每个恳请者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在法律无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服从不是出自个人理性与自由意志，而是政府强力塑造出的习惯。而政府强力一旦遭到动摇时，他们就会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托克维尔看到，在旧制度下，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
没有信仰和宗教信仰，是一条腿的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完成了西方世界用了2-3百年时间达到的工业化水平，但也同样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透支了千百年来的生态环境资源和扔掉了几千年沿袭的文化传统。大多数中国人虽然在物质上富裕了十倍、百倍，但精神上却依然赤贫，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和资讯免费化的互联网时代。这是对现代化的最大嘲讽。人们常常忘了，人活着的意义不只是追求物欲的满足，一个民族精神的堕落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潘晴：《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后记》）中华民族正面临没有宗教信仰、缺少制度信任，没有公平公正的劫难。
由于没有信仰，失去对上帝的敬畏，眼睛中只有今生今世，为了获得物资财富，抛弃一切人的底线。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破坏。学者苏晓康说，“中国今天的环境破坏，不知道比西方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破坏严重多少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掠夺性。这是第一个丧失。第二个丧失是中国人的心灵被掏空了。他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也没有了。”（《中国比25年前更糟》）
改革开放造成的城市破坏、制度破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改革，制造整体性道德沦丧。社会和经济动乱，社会解体，通过没有上帝、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群体与政府的共同参与发生。这就是“火山现象”。社会动乱，要有相当数量的愤怒的暴民的积极参与。当愤怒的人的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动乱倚马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