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8岁时与母亲合影，李南央回忆在河南“信阳事件”发生的那块土地上，管治者们的奢华生活。（网络图片）
三年困难时期，也称三年大饥荒，是中共执政时期，在1959年～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这场大饥荒严重到什么程度？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
在重灾区河南省，曾发生“信阳事件”。信阳事件是指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发生在当时的河南省信阳专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中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2012年，来自南京大学的研究者将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纳入统计，并分析认为，信阳事件在该地区造成了约125万的人口损失。
原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回忆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在河南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家里的一些生活片断：在“信阳事件”发生的那块土地上，管治者们过着什么样的奢华生活，与老百姓有着怎样的差距？
《童年琐忆》
在1958年大跃进后的困难年代里，我也吃过一回香，喝过一回辣。
那是我三年级的寒假，妈妈把我送到在河南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伯伯家。妈妈的许诺兑现的不多，这是少有的一次说话算话。
当我上了去郑州的火车，才真的相信这次的寒假要在北京以外度过了，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何伟伯伯是妈妈的革命引路人，他在当中学国文教员时，引导正在做学生的我的妈妈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用何伟伯伯自己的话：“你妈妈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解放后，何伟伯伯费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我妈妈，恢复了彼此间的联系。那年冬天，何伟伯伯的大儿子雪山哥哥和女儿何生姐姐也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放假回家。雪山哥哥的女朋友华静姐姐也在，还有何伟伯伯的干女儿马宁姐姐，再加上一个叫大金的女孩子也天天住在那儿，真是热闹。我的玩伴儿主要是大金，雪山哥哥他们太大了，把我当成小小孩儿，偶尔逗我玩玩，我就十分高兴。
何伟伯伯住的省委大院有前后两个院儿，前院是办公区，有解放军在大门外站岗。后院是宿舍区，门口还是有解放军站岗。不要说外人进不来，就是我这个住在里面的客人，自己也不能随便出入，出去再进来就成大问题了。跟何伟伯伯的住处相比，我们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住的是两层独立小楼，好大好大，地面是木板。我自己一人住了一间，这太让我满意了。
吃饭的屋子就像个小食堂，一面墙是落地的玻璃窗。厨房也大极了，炒菜的灶是那种饭馆用的大土灶，好几个火眼儿，火又大又冲，有专门的厨师。对我来说，顿顿饭都是山珍海味。记得有一种鱼，下边铺着一层脆脆的干粉丝，上边的鱼煎得焦黄焦黄，被一种味道极鲜美的汁盖着，我后来再也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鱼。早上每人一杯牛奶，配一个煎鸡蛋，对于在学校整整饿了一学期，即使回家也很少能吃到牛奶和鸡蛋的我，省委大院的生活就是天堂。我还几乎天天晚上跟马宁姐姐一起去看戏，不是京剧就是豫剧，我们总是坐在最好的位子上。记得剧院里总是冷清得很，没有几个观众，大概在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人们是没有闲情逸致看戏的。往往看完戏回家时，何伟伯伯他们的麻将局还没有散呢。
春节的那几天伙食更是好，顿顿好几个菜，主食花样也是好几种。大年初一，何伟伯伯带着我们去看黄河花园口。我第一次听说当年蒋介石以阻挡日寇为名，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汹涌的黄河水没有挡住日本人，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流离失所。看到黄河静静地在两边的堤岸间流动，也许是我年岁太小，没有什么很激动的感情，只是觉得河边很冷。
从黄河堤上下来，顺路去了堤边的一个村子。我们在前呼后拥下，进了一家农民的房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民和农民的家舍。我觉得自己是在看电影，因为那房子和农民的穿着跟电影里演的解放前的乡下差不多。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省委的何书记，来看看你们，给你们拜个年。”那个老农民诚惶诚恐地伸出手来，何伟伯伯轻轻地握了握，在炕沿旁坐下和他拉家常。老农民屋里的其他人，像看稀罕物似的盯着马宁姐姐和我，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好在何伟伯伯只坐了几分钟，就带我们离开了，也没有再去另外的农家。坐在车里，何伟伯伯严肃地对我们说：“看看农民的艰苦生活，看看你们一天到晚吃的什么喝的什么，应该惭愧啊！”我心里很不以为然：“那些吃喝都是你给我的，我在北京其实是吃不到的。这怎么能赖我呢？我干嘛要惭愧呢？”
第二天早上再看到煎鸡蛋泡牛奶，我不知该吃还是不该吃。看到何伯伯一家人仍如往常一样地吃，我也就吃了。但心里的感觉怪怪的。
回到北京，妈妈问我在河南过得怎样。我说：“过得好。何伟伯伯对我好，孙一瑾（何伯伯的爱人）阿姨对我好。吃得可好了！”我又问：“为什么农民的生活不好，我们的生活也不如何伯伯家好呢？为什么省委书记可以天天打麻将不上班呢？”
妈妈叹了口气，轻轻自语：“没想到何伟的革命意志会这样消沉。”我不懂妈妈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自己似乎说了对何伟伯伯不利的话，觉得对不起他：何伯伯对我那么好，我却说了他的坏话。很久以后，听从河南探亲回来的蔡阿姨提起，河南发生过抢国库的事情，军队开了枪，死了人。我不知当时何伟伯伯是否还在河南。但省委大院的人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一个比我们好得多的世界这一事实，却给儿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何伟伯伯调到北京做了教育部部长，妈妈常常带我到他位于铁狮子坟的国务院宿舍做客。门口仍然有警卫，但是填了单子就可以进去，没有了省委大院的森严。何伟伯伯的住宅是一幢和另一家连在一起的二层小楼，气派比省委大院差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