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与里根总统夫妇在白宫合影。（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
“六四事件”后，中共政治局开会批斗赵紫阳，邓小平和李鹏等出席会议情况的另一变化，就是治理整顿一提出，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问题，不然为什么不再讲深化改革、稳定经济，而搞了治理整顿呢？这就给一些人一个口实，借此否定经济改革，否定经济建设的成绩，刮起了“倒赵风”，有的老同志竟然兴师问罪，要常委，实际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担责任作检讨。王任重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责任，说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领导要带头检讨。正是在这个时期，国内外到处流传着一些流言，说我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甚至说我不当总书记了，说我将要去当军委主席，当国家主席等等，无非是说我搞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期，我也从很多渠道听说，有一批老人集体上书邓小平讲我坏话，要我下台。
邓小平在这一段时间几次讲中央领导格局不能动，当然是有缘故的。大约1988年底，香港一家报纸报导说，邓在上海期间，李先念向邓建议要我下台，但邓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消息我看后写了几句话给王瑞林转邓看一看，我的话大概意思是国内外最近这类流言很多，不知邓知道不知道。当时国内外刮起了这么一股风，也有人为我担心，说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这一段时间，国务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总是把前一段的经济问题说得非常严重，当时的国务院多次讲要反对过去经济工作中的两个急于求成，一个叫建设急于求成，一个叫改革急于求成。说建设急于求成还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规模大了一些，但改革不是急于求成的问题。除价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艰难。他们就是借此反对改革，否定过去。当时党内有些老人同国务院李鹏、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是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会后我把会议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看了很不高兴，讲了一大篇话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认为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姚依林这个人过去讲话从来不很明朗，也不领头，这次讲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锐，而且有恃无恐。看来他和李鹏这两个人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种气候，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们。从1988年秋季以后就刮起了这个风，与此同时，对我，对我家庭的流言蜚语也很多。说我的几个孩子倒卖彩电，倒卖汽车，倒卖粮食，倒卖合金钢，发了大财。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实，但流传很广。后来我下台了，他们迫不及待就去查，这也好了，查来查去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过去对我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为什么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这样集中，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这个家就是搞“官倒”的。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图丑化我，毁掉我这样一个主张改革的形象。
1988年治理整顿提出以后，党内刮起了一股反对改革、倒赵的风。当时党内这股风刮得很大，造这么大的舆论，这除了党内有一批长期受计划经济观点影响的同志，对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如抢购挤兑，认为改革开放搞糟了，不如搞计划经济，有这么个土壤容易接受这样的东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来我同党内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条主义者，同有左倾思想的人，同这股势力关系紧张、激化的结果。
所以“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时说我一上台就为反自由化这场斗争规定了种种限制，这倒是确实的。当时中央发过一个文件，对反自由化作出了严格规定，划定界限：规定所谓自由化就是反对共产党领导，主张全盘西化。这样一来，就不会重复过去搞运动的那种错误。后来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继续搞下去，搞到十三大，那么十三大就没法开了，无论如何十三大应该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大会。
在反自由化的气氛下，当时那股左的势力，邓力群他们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化；竭力想重复过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经济领域。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不仅要批说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谓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开放的人。在邓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党校反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说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不能并提，一个是纲，一个是目。他们还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坏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毁掉了农村的合作化。
针对出现的这些情况，我找邓小平谈了我的看法。我指出党内有些老人想通过反自由化来反对改革开放。如果没有相应的舆论准备，十三大很难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所以我准备讲一次话，邓非常赞成，十分支持。于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作了一次讲话。我说，自开展反自由化以后，大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后主要是进行日常教育。我还说，自由化干扰是一个时期的，而长远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扰。我举了许多思想理论战线从左的方面反对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六四”以后他们批判我说，5･13讲话转移了斗争矛头，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转到反左倾教条。这倒也是事实。
这就是说，他们原以为我会按照他们的意见反自由化，结果5･13讲话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们。后来十三大召开，我定了个基调，给邓写了封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基本点整个来讲是反左的，更引起他们的不满。这里我特别说一下，十三大报告有这么一句话，是讲市场经济的，但没有用这个词。我说要建立“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就是市场调节，国家只调节市场，当然是用经济的手段，整个企业、整个生产是根据市场引导的。并说市场的作用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和市场不是板块，计划主要是间接计划，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是一种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我还讲到发展个体经济等。在写进十三大报告前，我给邓小平写了这封信，没有送陈云、李先念。他们对我这个观念很不满意，但也不好公开反对。
在这里我要说有几件事使他们特别不高兴，怀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变了邓力群主持思想战线工作的地位，由胡启立来管。我也建议邓力群不主持思想战线工作以后，可以作政治局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读书比较多，可以发表他的意见。我还说过，如果让邓力群主持理论工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得到发展，中国不会有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我下了这么一个定语，这当然很快传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时我还把他控制的左倾思想笔秆子大本营，即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给撤消了。当然，撤消书记处研究室和《红旗》杂志是邓决定的，但是我建议的。这几件事一做，改革开放的舆论加强了，邓力群他们左倾保守、反对改革的面目就在国内外公开化了，使他们很孤立。虽然在十三大时我们提名邓力群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然后进入政治局，但在差额选举时他落选了。后来又提名为中顾委常委，但又落选了。他们以为是我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李先念、王震、胡乔木，甚至陈云同志，对我非常不满，以至怀恨在心。
王震虽然反自由化积极，但他是主张开放的，没有想到他后来那么仇视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到处骂我，公开骂，在上海，在湖北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公开骂，说我不是搞社会主义，说我学外国的东西太多，说我不懂经济，把经济搞乱了。陈云是有分寸的，是讲道理的。总之后来他们得出一个结论，我比胡耀邦还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没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抢购风以前，治理整顿没有提出来，他们在背后讲或架空我。抢购风一起来，治理整顿一提出，他们认为时机来了，认为我把经济工作搞糟了，把改革开放搞坏了，借此机会散布反对我的舆论，刮起一股倒赵风。
我的消息比较闭塞。因为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来中央时间不长，到北京后成天忙于工作，渠道比较少。所以至今对许多幕后的东西，我还是若明若暗。譬如说，一批人给邓小平写信反对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应该说，“六四”以前，在这样一股“倒赵风”面前，邓小平是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没有受他们的影响。这从一些事情可以看出来。譬如那一阵邓在许多场合说，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中央有人想变邓才说不能变。邓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别的同志说，要我搞两届总书记。1989年元旦以后，也就是李鹏在政治局生活会上向改革开放发难以后，邓知道此事很不高兴。李鹏为此去邓那儿解释、表白，在这次谈话中间，邓向他讲，赵要搞两届总书记，而且要他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当然李鹏也向我讲了说是邓讲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鲜访问前去邓那儿，邓还专门向我说，等访朝回来后要谈一下我搞两届的问题。当时酝酿了开会的名单，除了现任常委以外，还包括党内几位元老，这些人都参加。当时他还告诉我，我搞两届的问题，陈云、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怎么谈的，我不知道。
1989年过年邓去上海前，我到他家里，那次谈得比较深。他对我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首次向我谈。说他想辞去军委主席，要我任军委主席。他说，看来他如果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同志的干预。他还说，看来只能这样做。很显然，他感到老人们干预太多，我不好办。这大约是老人们向他表示反对我以后他的考虑。为了让我能顺利工作，他决定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不再干预。
当时我坚决不同意他退下来。我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我说，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我向他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你不要再提这个问题。我讲了以后，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就按你的意见办，一年内不再提这个问题。
从这段邓的谈话中，我觉察有人，也许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压力，说我坏话，而邓明确表示不受他们的影响，顶住了他们这些压力。自1987年我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渐聚集起来的一批反对我的保守力量，虽然他们非常嚣张地反对我，采用各种办法反对我，但由于没有得到邓的同意，始终未能得逞。这种情况直到1989年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后才改变。由于在对待学潮的问题上我同邓发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绝按他的意见执行，邓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一年多聚集起来的反对我的老人集团，才和邓达成一致，结成联盟，于是才决定撤消我的职务。
李先念这个人，可以说是老人中反对改革开放最突出的一个代表。他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李先念认为我只听邓小平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曾经通过王任重让王全国传话给我，说对几位老人的话都要听嘛！不能只听一个人的话！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明对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不满。实际上他的话没法听，因为他是反对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如果说陈云主要是维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搞法，如说一五期间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认为现在改革开放的很多做法对一五计划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对改革开放持保留态度。而李先念则是文革期间以及文革后三年经济徘徊的问题。因为这期间实际上是他在主持经济工作。自从1958年陈云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视以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长期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对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后三年徘徊时期经济工作的成绩非常不满意。他常说，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所以李先念特别反对我。
除了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思想比较保守以外，还有认为我只听邓的话不听他的话，另外认为我对过去他主持国务院经济工作的成绩肯定不够。李先念那么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我，含有个人感情因素，不仅仅是观点上的分歧，表现出一种仇恨，我认为就是这些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