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9月16日讯】（接前文）
还有一个是山西吕梁地区的一个老板，名字我不讲了，网上说他让国有资产流失800个亿，你们可以到网上看看，煤企国有流失800个亿就是说他的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十多年前，这个老板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先在国家科委工作，后来下海经商获得成功。当时，大家以为是煤矿要倒闭了，矿产安全连支架都买不起了，工人工资两三年没得发了，当地政府对他求爷爷告奶奶：你到老家来投资，你要爱党爱家乡，他就这样回去了。当时家乡煤矿是很便宜的，一个矿可能就是两、三千万（现在的矿山都涨了，都是两、三亿了），他发财了。而政府做了什么呢？他们为了反悔这样的转让行为，怎样计算这800亿的呢？他们说这个矿山下面全是煤，这个煤田能挖100年、200年，煤蕴藏量是多少，按照现在的无烟煤多少钱一吨，那么乘起来就是800亿。当年卖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算的，卖了10多年以后政府反悔了，这样计算，说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这个老板都不敢在大陆呆了，他人在香港，根本不敢在大陆。抓进去说不清楚的，所以这种案例是大量存在的。都说煤老板都是负面的，但是这位山西煤老板人很好的，做了很多的公益事业，没有做任何歪门邪道的事情。
广东打黑第一大案的主角王军华，承包有11.5万亩海面，是政府求他去承包的，现在增值了，政府却要收回了。他不愿意被收回，政府就把他抓起来，把整个公司所有在海里面养贝的人，都打成黑社会，一下子抓了12个人，说这12个人全是黑社会！11万亩海面里面完全是合法养殖的海贝，搞经营，公安机关就说你是强买强卖，你是欺行霸市，是广东“第一海霸”，把人家打成黑社会。判决以后就把11万海面可以收回来了嘛。这就是政府干的事情！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从天而降的囹圄之祸（图片来源：Fotolia）
还有浙江的吴英案。还有一个是我处理的安徽吴尚澧集资诈骗38亿的案子，他和曾成杰一起被报到最高法院，曾成杰死刑被核准了，吴这个案子我们辩护成功了，撤销原判，不判死刑，发回重审。发回到高院，我们提了个意见，发回中级法院重审。这个案子涉及到全国将近十万人，涉及金额38亿元。正在重审中，但曾成杰已经死了。
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些风险类型，第一个就是政治历史形态导致的风险；第二个就是打黑扩大化导致的风险；第三个是财富的权力化化转移行政干预的风险；第四个是经济行为政治化，把你的企业经营行为、把你作为一个派系斗争、你的人、我的人，政治化的风险；第五个是短期政绩观的风险，就是一个市长，因为希望你这个老板搞大，搞大以后把你放在悬崖上你就下不来了，曾成杰就是这样，三馆公司叫他大量集资的，实际以后政府带头抽资，然后抽资的责任政府不承担说你自己非法集资，非法集资我还完贷就行了，而他还有30多个亿，2亿多的贷款没有还，不用他还，这个案子的荒谬在什么地方呢？他召集了所有的投资人开会，说资金年底就能回笼了，我保证你们所有的本金、利息我都还给你们，年底肯定还。上面的官员把他叫去训了一通，说，你凭什么答应还？民营企业要还债，政府也要去管，你是破坏我们维稳的总体思路，我们说三年才能还，你怎么说一年就能还呢？我们说只还本金不能还利息，你凭什么自己说还利息呢？你这样搞得我们搞不定了嘛，22家企业全部一起整顿，你单独搞利息，搞得我们压力很大，你利息不准还。这样，一万多老百姓去围铁路，一千多人去围政府，围政府的责任其实是政府造成的，但是都推到曾成杰身上，把曾成杰给毙了。这就是“我们的政府干的事情！政绩观完全是随心所欲的，他自己当市长、当州长的时候要把三馆搞好，拼命鼓动去搞，把你送到悬崖上，你就下不来了，然后责任就是你的。
第六个就是计划经济的余毒，权力来插手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当作国有经济来理解，他没有政府的一分钱投入，政府还到处插手来管；第七个就是刑法的犯罪法立法。刑法的市场经济犯罪有112个罪名，很多的罪名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当然，也有专门针对国有企业老总的。经济刑罚八个刑罚修正案1997年刑法以后把很多全国人大的决定都归纳到刑法里面去了。
现在的刑法体系已经很发达了，但是还不够，不断的刑法犯罪发生以后，政府又不断的立法规管行为。所以中国有刑法修正案一、刑法修正案二、修正案三、四、五、六、七、八，现在正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所以，中国的刑法还在发育，发育到现在叫普遍立法，实际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企业家都在笼子里，全在我法网里面，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违法。因为他们立法很严嘛，每个人都在违法。然后打击的时候是选择性执法，你什么时候让我不高兴了就把你弄起来。如果你听话，愿意交税的，你帮助我搞政绩工程的，我扶着你。一旦让我不高兴了，随时收拾你。所以是选择性执法。这就是“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现在严重压制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活力，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扼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很多是畸形的，关键就是上层建筑的这个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是很刚性的，它是用自由刑、生命刑、财产刑对你进行剥夺，所以现在很多人知道，企业家光知道自己做生意这一块，民商法这一块，他不关心刑法这一块是不行的。因为刑法是可以剥夺你的生命，曾成杰的命就没了。剥夺你的财产，一判黑社会，财产就全部没收了。你的经营行为、你的股权随时给你全部剥夺掉。
自由刑，无期徒刑判了很多，无期徒刑就是同死缓差不多。重庆打黑，无期徒刑的老板判了很多，现在一个都不平反，所以有人问我，薄熙来案怎么样？我说从审判来说是成功的，从侦察来讲是非常糟糕的。因为重庆整个拨乱反正根本就没有启动。从张德江到现在的孙政才，根本就不敢启动，因为公、检、法那些全部在台上，“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一下子拨乱反正？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大一批掌权的三种人，清理出去了，组织路线改变了，所以才能迅速平反冤假错案。重庆现在的组织路线，根本就没有动，总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动，所以把薄熙来一个人抓起来，把一个王立军判了，整个重庆路线的危险性毫无改变，冤案也就不可能平反。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象。
行政权、司法权的腐败、敲诈勒索，不给就开始整人。就象顾雏军说的，有人跑到证监会去诬告他。敲诈勒索不给，他说我不是不愿意给钱，不是大钱，完全可以给他，但是给他我就讲不清楚了，万一以后把我讲出来怎么办？如果说我是行贿罪怎么办？500万可以判我的。所以，我不是不愿意给，我现在是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不给怕他查我，给了他我将来一辈子的污点。所以，你让这个企业家怎么活？
而第八个就是知识更新的执法水平问题，现在问题也很大，就是很多的公安人员、检察官、法官，法律知识非常陈旧，还在用那种计划经济、投机倒把的观念，不是自由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包括一些金融知识，包括电子商务的知识，包括知识产权的知识，公司法民法的知识非常薄弱，他不学习，一天到晚喝酒唱歌，在KTV，法官在娱乐着呢，他不学习，他不研究新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观念的落后、公有制观念的落后、财产性收入制度、保护资本增值的观念接受不了，他认为为富就是不仁的，你有钱的人就是应该无偿地分给老百姓，就应该让老百姓打你土豪，不打你你就应该施舍出来。
社会公平的观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曾强调积极发展，允许收入拉开差距，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精髓。现在的要求是，大家一起贫穷，绝对不许收入拉开差距，要强调社会公平，大家分蛋糕，不要造蛋糕，社会公平观念被机械理解，也是很落后的。
刑法基础知识也很弱。现在搞了那么多的刑法条文，很多人光会死扣条文，不知道立法的原理在哪里，为什么要立这个法律，像我刚才讲的电子商务案例，非常清楚地是一个电子商务买卖，他理解为一个打击传销的行为，把他作为一个传销给判掉了。按照他这个理论，马云也可以判掉，他搞的电子商务支付宝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电子钱包扰乱银行的金融规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马云也可判掉。我说这个问题，浙江处理得比较冷静，比较客观，浙江对马云不但不打击，还拼命给他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所以才会产生阿里巴巴，才会产生淘宝网。但是南昌搞到60来个亿就把他搞死了。完全只看到这一点小钱可以用，所以就说你是组织传销，里面的10多个亿都可以没收了嘛。所以，里面的问题真的。
包括土地历史的知识，执政党也曾承诺人民土地是免费的，当年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是分给人民的。后来，政府建立了公社，叫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然后把老百姓的土地哄回到政府手里，之后退社不自由了。怎么不自由了？他们立法了，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用国家法律规定的，一点不是等价交换，从农民手里拿土地，无偿利用国家法律把他剥夺掉了。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免费还给农民呢？不行。拿什么还给他呢？商品房土地流转掉了，每一个10000块钱的房子，有7000元的成本进了政府的口袋。无偿从人民手里拿到的土地，他们又高价卖给人民，这违背共产党闹革命时对人民的承诺呀？共产党当初承诺土地就是免费给人民的，你跟我闹革命，我把土地分给你的。
所谓“社会主义的三大理论”，三个特征，第一，公有制。现在已经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了，除了垄断的还在国家手里，像浙江的财政收入，税收74%靠民营经济，所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很多沿海省份已经改变了。第二，计划经济，现在不仅党的纲领，国家的《宪法》都已经修改了，拿掉了，现在是市场经济。还有一个是按劳分配，以前只能榔头、锄头带来的钱才是合法的，你用资本获利，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工人的血，可是当初列宁的理论、斯大林的理论、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对资本的获利都是否定的。
那么现在呢？政府不但支持、不但允许，还开了股市、开了期货市场、开了风投市场，开了股票市场。政府明确讲，要保护财产性收入，也就是资本获利，中国不叫资本收入，叫按资收入。按资分配已经超过了按劳分配，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大理论全都改变了。
那么，改变以后他们的执法指导思想、刑法立法思想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还是按照原来计划经济那一套。比如说公有制这一块，贪污罪，拿了国有财产1000万，像重庆拿了500万，贪污罪，可以判他无期徒刑，可以判他死刑。但是拿了私营企业的资产，同样的资产，拿10个亿，他只判15年，判不了死刑，为什么？我们立的另外一个罪，叫职务侵占罪，不叫贪污罪。同样的行为，拿私企的拿10个亿15年，拿国企的500万可以毙了。
中国还有一个“挪用公款罪”，判无期徒刑；“挪用资金罪”，10年。这种立法本身就是歧视性的。我们说“执法要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多人不知道，立法，是全国人大搞出来的，立法本身不是人人平等，立法本身就是歧视性的。歧视我们的私营经济，民营经济就是弱保护，公有制经济是强保护，这是中国整个的立法指导思想、宪法指导思想出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在三大特征里面，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理论和按劳分配理论通过30年的改革现在全部都变了，只有他们的执法思想没变，才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
还有一个，第四个，邓小平后来发现了什么问题？就是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平到底是大家都贫穷呢，还是先富带后富慢慢梯次发展的公平呢？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执政党有的时候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强调国家发展效率优先，还是老百姓一碗稀饭，大家分个半碗喝喝，是这样子公平呢？现在完全走向了极端民粹主义，就是支持这种低水平的均衡，而不强调积极发展。社会公平的观念现在也发生变化了。
所以这四大变化，导致中国整个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完全脱节了，经济越开放越用越好，而政治理论、管理国家的理论、法律理论、宪法理念和治国思想，却是越保守越好，所以，这就是个跛脚丫在走路，推动不了进步。因此，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冲突是越来越激烈了。在这样激烈的情况下面，最后挤在岩石缝里面的，就是民营企业家。因为你的行为不可能逃过，每天都在做，在这样的冲撞里面，你在磨碎的中间。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以前是呼吁哪个案子冤枉，现在不呼吁了。因为一、两个案子解决了没用，不解决一个刑法的基础思想，不重新改善中国的经济刑法，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永远是会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