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傅斯年、胡适、李宗仁。（网络图片）
书，对商人而言是商品，商人对书的占有目的，为的是在市场上盈利。然而对于学者和读书人而言，书是进入知识殿堂的阶梯和研究学问的资料，也是一份精神财富，又是一种恒久的财产权。私人拥有的藏书，纯属个人专有的权利，任何机构或他人不得随意侵占。这在文明时代是一条无需强调的规则，所有社会成员都默认的规则。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基本的规则都遭破坏，那就彰显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如何低下了。本文谈北大三位名人与书的往事，这三位名人分别是，胡适、傅斯年、毛泽东。客观地讲，将毛的姓名添入民国时期北大名人之列，这对北大而言是玷污。毛当年只是靠杨昌济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过月薪8元的助理员而已。
先谈胡适。胡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公认的旗手，终生与书作伴。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北平朝不保夕。胡适为保存自己的藏书，将全部书籍（包括中英文平装、精装与线装书），以及资料（日记、书信、书稿）打包装箱，存放在天津的浙江兴业银行仓库。此后北平虽沦陷，但胡适藏书未遭日寇洗劫。抗战胜利后，胡适迁居北平东厂胡同一号。未久，全部藏书也完好无损地运回新寓所，存放在后院5间书库内。紧接着国共争夺天下，中共在东北依仗斯大林的支持，及对已降日本关东军的收编，军事实力大增。1948年9月，中共第四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获全胜，并迅速占领东北，国军败北。中共四野沿明末满洲铁骑的路径挥师南下，与华北野战军配合，对北平形成夹击之势。12月北平被围，守城国军不愿重蹈长春被围的覆辙，又慑于共军气势，加之著名学者张东荪作为第三方介入和谈，傅作义已有率兵投降之意。
1948年底，蒋公准备退守，抢运学人的计划开始执行。12月15日，在傅作义军队的竭力护卫下，胡适与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等学者，乘坐从南京派来的专机飞离北平南苑机场。临行仓促，胡适只能带走乃父遗稿与自己少量手稿，另加一部甲戌本《石头记》。其余大量书籍、手稿、日记、书信等资料，只能封存在东厂胡同的寓所。
胡适南飞后不久，伴随着中共入主北平，北平的高校也沦入中共之手。春风得意的吴晗，以接收大员的身份开始掌管北大、清华。再接着，北大图书馆郭松年在未经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带卡车到东厂胡同的胡适寓所，将全部书籍、手稿、资料等装入102只木箱，运往北大位于沙滩松公府的图书馆。整个过程中，郭松年没讲清楚是替胡适保存，还是奉命充公。到了1954年，为了“批判胡适”的需要，一个比北大来头更权威的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由红色史学家黎澍带人从北大图书馆直接搬走胡适藏书中的全部书信、日记，当然同样也未办任何手续，未提供任何法律凭据。继而黎澍等人很快编选出《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胡适日记选》、《胡适书信选》等资料，出版后供全国各大学师生批判胡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批判未能撼动胡适，却至今使胡适在大陆的形象日趋可敬可亲。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奉命劝说胡先生留在北平为新政权服务的吴晗，文革开始却成了遭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吴晗曾经是胡适的学生，师生之间少不了书信往来。由于《胡适书信选》在各大学的流传，吴晗被加上“追随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以致成为压死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4年后中宣部资料室撤销，黎澍调入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时将窃得的胡适资料也带到研究所。1962年，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玉在会上宣布，放置在北大图书馆的胡适藏书中，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另有1924件胡适书信归近代史研究所，剩下部分由北大图书馆保存。自然，这一程序同样不必办任何手续。胡适全部私人藏书资料，在大陆一分为三：北大、中科院、北京图书馆各占1/3。其实在中国，一切都归中共所有，北大属中共的、中科院属中共的、北京图书馆也是中共的。胡适的全部藏书与资料，都成了中共合法所有，这比中共在土改时期抢田地、抢财产、抢女人更简便。
再谈另一位北大名人傅斯年。傅斯年是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五四”后赴欧留学7年，回国后以著名历史学家与学术界重要组织者称道于世，后期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嗜书如命、博学广采、学贯中西、精深渊博，又恃才傲物。1920年初，傅与好友俞平伯同赴伦敦大学，主修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数学等课程，且对英国史学、文学与政治学也有浓厚兴趣。后又转入柏林大学文学院，得与陈寅恪、俞大维、赵元任、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等学友相聚。在柏林大学傅主修比较语言学，开始接受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主义史学思想，同时也承继明清朴学家的研究路径。这段时间内傅斯年还选修了经济学、地质学等课程，其藏书之广博，由此可略知。
1948年底，随蒋公抢运学人计划的实施，傅斯年匆忙南下台湾，不久接任台湾大学校长，大量藏书与资料只得留在北平寓所。次年数学家江泽涵由苏黎士返国取道台湾，江以北大数学系主任与胡适夫人江冬秀堂弟的双重身份，拜会胡适夫妇。其时逢老朋友傅斯年也在座。傅讬江泽涵回北平后捎口信给邓广铭，表示留在北平寓所的全部书藉转赠给邓。谁知一年多之后，傅斯年竟“归骨于田横之岛”。邓广铭原是傅斯年的学生，后成北大宋史专家。1995年是傅斯年百岁诞辰，邓应台大历史系约稿，撰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刊发在《台大历史学报》同年第11期，后又转载于《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版）。文内提到傅请江泽涵捎口信，将藏书转赠邓广铭的往事。
回北平后的江泽涵发现，在大陆傅斯年已成被声讨的敌人，即便口信及时转达邓广铭，邓也未必敢以傅氏藏书的合法所有者自居。于是，傅斯年的全部藏书，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充公”了。傅的藏书究竟流散在何处？或在哪些人的手中？大概没人讲得清。
最后谈与书的往事。晚年的毛将自己的卧室装扮成很大的书房，一排排的书橱内整整齐齐叠放着大量线装书，让人感到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卧房，一个天才学者的卧房。其实，被诩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究竟读了多少马克思的书？仅此一点就颇值推敲。第一个将毛吹捧为“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林彪，而林彪自己从来就不相信毛是马列主义者。这正应验了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句“名言”，戈培尔说：“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民众在大谎与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说小谎，而缺乏勇气编造大谎。”至于马克思凭空杜撰的那个“共产主义美好明天”的弥天大谎，在上个世记痛苦的试验中早已被世界人民识透，当然那只能算另一回事。告诉你一个无法抹去的事实，毛的书全是抢来的，下文将提供具体经过。
毛最熟读的一部书是《资治通鉴》，前后共读17遍。《资治通鉴》作者系宋人司马光，标题的意思是：为统治天下者提供一面可借鉴的镜子。毛知道自己打天下，为的是日后治天下，自然就有了钻研《资治通鉴》的动力，这也是毛给许多人留下博览群书的错觉根源。1945年5月，作为民国政府参政会参议员的傅斯年，曾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一行六人同赴延安访问。其间毛与傅有过一次详谈，通过这次谈话，傅对毛的读书形成清晰的认识。事后傅对这次谈话并未形成文字记录，但私下与挚友罗家伦（“五四”学运另一位领袖）却不止一次地透露过。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中对此有回忆。《南渡北归》的作者岳南在台湾大学检索资料时见过罗的这篇文章，罗文原载《傅故校长挽录》（1951年6月15日台北刊行）。
傅斯年对毛读书的评价是，毛对描写江湖好汉、山大王一类低级小说看得非常熟，并指出毛至多不过属宋江一流。傅真正是学富五车的杰出学者，为人坦诚早为众所周知，他的话是可信的。当初毛在井岗山时期与当地山大王娴熟的交往手腕，也可证明这一点。1936年鲁迅病逝前不久，冯雪峰赴上海探望时，曾带来毛泽东当年所填《沁园春･雪》，鲁迅看罢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也是：“这是山大王的自供。”
毛泽东晚年卧房内大量古书善本的来源，也可印证傅斯年的看法。1966年文革爆发，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由此点燃“红色恐怖”之火，大批知识份子遭疯狂迫害，抄家之风迅速漫延。门第人家许多金条被红卫兵在抄家时私自藏入腰包，其中一部分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上散落在地，当然成了“国有资产”。大批知识精英遭抄家后，丰富的藏书与古玩字画被洗劫一空。这些藏书包括许多善本或海内孤本，与许多价值极高昂的古玩字画集中在一处，仅对中共中央顶层的少数人开放。在这些少数顶层人物中，光顾次数最多的是酷吏康生与江青。康生在书法上是内行，每次钻入后选取精品字画带走，出门时留一纸条，说明康某人带回鉴赏，但事实上如肉包子打狗——绝不可能有送还的可能。
江青每次来，事先带着毛泽东列出的要获取哪些书的书名。江青进入逐排流览后，按书单选好的书籍命人开车带走，自己则留下纸币，口称：“我们付费，不能白拿。”江青留下纸币几何？6元或7元。试问：这能掩饰公开掠夺的事实吗？然而这一切，所有在场的人丝毫不觉得有何不妥，他们甚至因见到“敬爱的江青同志”而兴奋激动不已。这些善本古藉被劫走后，再由专业技术人员消毒、整理，最终堂而皇之摆放在毛泽东卧房的书橱内。毛在疯狂破坏中国文化的同时，又要劫取书籍为自己装饰门面，这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们重视的悖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毛在自己藏书颇丰的卧房内会见了总统，借助电视新闻的转播，毛将自己作为伟大思想家与天才学者的形象强加给全世界。此时，那些藏书被洗劫一空的知识精英们，有的早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的尚关在暗无天日的“牛棚”内苟延残喘。
呜呼！北大名人与书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人鬼错位、黑白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