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9月1日讯】一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名篇《我的叔叔于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这在西洋小说浩如烟海的名篇佳作中，实在是极稀有的殊荣。现今大学生阅读面令人不敢恭维，但因被教材所选用，遂让莫泊桑在中国的知名度有了极大提高，《我的叔叔于勒》也几乎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法国小说。一次在互联网上看到某中学高级教师讲解《我的叔叔于勒》的视频，印象最深的是这名教师在讲课中，反复不厌其烦地抓住恩格斯的一句话：
资产阶级撕去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并把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说实话，我对这句话不陌生。文革前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开始读一点翻译小说，间或也看评论家对小说的分析，或西洋文学史之类的闲书，知道恩格斯的这段话在那时评论《我的叔叔于勒》的文章中，已有被用滥的迹象。近半个世记过去了，没想到只要一提起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依然离不开这段久违的“导师语录”。恩格斯的这句话见于《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253页），紧接其后还有如下文字：“他们将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全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河之中。”设若当初恩格斯没留下这段话，教师与学者们又该如何评论莫泊桑的遗产呢？
这段“导师语录”，似乎给《我的叔叔于勒》的主题定了铁案。沿这段文字的指引，可轻易得出一个无可辨驳的结论：莫泊桑的小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黑暗与必将灭亡的命运，这正配合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性的竭力宣传，也是《我的叔叔于勒》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真实动因。不过在我看，从文学评论家到中学教师，如此调门一致地依仗导师语录的支撑，给出一个先入为主的的结论，将一种错误的判断强加于莫泊桑的小说，实在是对西洋文学遗产的亵渎，也显露出知识阶层审美趣味的低俗。
二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上世记30年代的中文译者为赵少侯先生，至50年代时还有李青崖先生。不久前我重读了《我的叔叔于勒》，系几年前重版的赵先生的译本。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约瑟夫）下笔，从“我”的视角观察周围亲情关系的变化。当“我”尚未出生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于勒叔叔就“行为很不端正”，曾经是“挥霍钱财”的“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当上一代老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于勒叔叔又“把自己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还大大消耗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总之，于勒叔叔“曾经是全家的祸害”。
终于，于勒叔叔被送上“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从此去了北美。这以后从寄回的信件上看，于勒叔叔似乎在北美“做了买卖”，而且还“赚了点钱”，甚至“准备赔偿给我父亲带来的损失”。于是，大家开始认为于勒叔叔是位“正直的好人”，是“有良心的人”。在最近的一封来信中，于勒叔叔告诉“我”的父母：他“明日到南美旅行”，并表示，他“发了财就会回到勒阿弗尔来”，而且“为期不会太远”。从此，于勒叔叔由我们“全家的祸害”，转而变成“全家的希望”；于勒叔叔寄回的信，成了“我们家的福音书”。我们一家人甚至计划着要用于勒叔叔带回来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购置一幢别墅”。
终于有一次，“我”的全家有机会乘坐轮船到泽西岛去游玩一次。“泽西岛是穷人最理想的游玩地方”。在船上，“我”的父亲偶然发现那个显得很衰老的、卖牡蛎的穷汉，像是“我”的叔叔于勒。这一发现引起父母的何种反应？首先是父亲“脸色十分苍白，眼神也跟寻常不一样”。母亲知道后“也怕起来”，之后又开始“哆嗦”，而且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父亲经向船长旁敲侧击地探问后，终于证实那卖牡蛎的流浪汉正是“我”的叔叔于勒。这个确切的消息让父亲变得“神色那么张惶”，他“低声嘟哝着：‘真是飞来横祸’！”接着，母亲“大发雷霆，说：‘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早晚会再来缠上我们！倒好象一个达夫朗什家里的人还能让人抱什么希望似的！’”母亲又赶紧让“我”“把牡蛎钱付清”，然后全家很快转移到船的另一端，以便离于勒叔叔尽可能地更远些。从泽西岛回来的时候，全家人为了彻底避开于勒叔叔，改为乘坐圣玛洛号。只有“我”，在临近泽西岛之前，“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到他的身旁，对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话。”
小说没有惊人的波澜或峰回路转的情节，莫泊桑是善于从寻常生活或家长里短中发掘细节的文字圣手。“我”的父母在去泽西岛之前对于勒叔叔的殷切期盼，与在轮船上见到穷困落魄的于勒叔叔后，所显示出唯恐躲之不及的惊慌，形成了令“我”难以接受的对照。读者看到的是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亲情之间拒之千里的冷漠。于是，恩格斯的那句话：“资产阶级撕去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似乎成了专为评价《我的叔叔于勒》量身定制的名言。读了小说，再联想《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名言”，也就更能激起学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仇恨。
可惜很少有人愿作进一步考量：如果沿用无产阶级导师的阶级划分方法，那么在小说从头到尾塑造的人物中，无论是“我”的父母，抑或是于勒叔叔，究竟谁应划入资产阶级？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通常根据财产占有的数量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不过在改革开放中迅速暴富起来的高层显贵与太子党们，无论拥有多少惊天财富与资产，却不仅永远不会划为资产阶级，而且还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根据财产占有量，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全部人物中，究竟有谁可划入资产阶级呢？小说开头即提示：“我”的家庭“并不是有钱人家”，生活仅仅“勉强凑合罢了”，父亲“挣的钱不多”，“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母亲对家里拮据的生活感到非常痛苦”。至于那个原本“行为很不端正”、只知“挥霍钱财”、最终只能在船上靠卖牡蛎糊口的于勒叔叔，更加与“资产阶级”四字毫不沾边，只能划入赤贫的无产阶级，也是极善吹牛的流氓无产者。
既然“我”的父母以及于勒叔叔都属无产阶级，那么所谓“资产阶级撕去笼罩在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一说，与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究竟有什么关系？小说中究竟是谁撕去了“温情的面纱”？那个“撕去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究竟属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小说中不仅没有一个人物可划入资产阶级，相反都可归为无产阶级之内。原来“撕去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的人，恰恰属于无产阶级。而小说居然被曲解为反映了“资产阶级撕去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并把这种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如此捕风捉影、生搬硬套恩格斯的“名言”，对小说作如此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解读，在半个多世记的时间内，居然从未遇到质疑。
既然在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的全部人物中，完全找不出一人属资产阶级，那么将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强加于对小说的评论，也就完全是一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欺骗。什么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指市场经济中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与企业家在内的群体。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的名声连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遭到无休止的诬蔑：资产阶级不仅会“撕去家庭中温情的面纱”，而且贪婪自私、残酷剥削并制造大批失业人口，所有资本家无一不是靠剥削才掌握了生产资料。我当年还是学生的时候，长期反复接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
市场经济里生产资料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究竟由谁说了算？不要以为一个人越善于剥削，就越能成为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或资本家，这在逻辑上讲不通。更不能因为老子打下江山，儿子就可以垄断生产资料。恰恰相反！哪些人可以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只能由市场上无数消费者群体通过投票确定。消费者投的是货币票，他们每次进商场、饮食店消费与购物，都伴随着投票过程。众多消费者投入货币票，决定了哪些人适合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并继续留在市场上为人们供给各种消费资料。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善于发现市场上的消费需求与潜在需求，就无法满足公众的各种消费，也无法获得人们的货币票，很快就会亏损得一无所有。无数以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组成的消费者群体，只有找到质优价廉需求物品，才愿意投出自己的货币票，才决定哪些人有资格成为资本家。这种市场投票机制也表明真正愿意小心翼翼为公众服务的人们，恰恰就是在市场体系中成功的资本家、企业家，而那些嘴上高呼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与政客，却是以公众为掠夺对象的匪帮。
指责“资产阶级撕去笼罩在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纯属一种捕风捉影的政治宣传，如同诋毁资产阶级贪婪成性、冷酷自私一样，是少数人为了借助武力上台永久执政的目的，并推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手段。这一道理在上世记早已被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从理论上作了清算。
三
作为小说家的莫泊桑，在《我的叔叔于勒》中，仅仅是反映那个时代法国社会的现实，以及亲情关系中对财产权的攫取和由此引起的冷漠。莫泊桑自己就出生在败落的贵族家庭，其父也类似于勒叔叔那样的浪荡公子，这使莫泊桑对亲情的冷漠有着切肤之痛。客观地讲，莫泊桑的笔下对于勒多多少少流露了一种同情，对“我”的父母的选择也带有一种嗳味的揶揄。莫泊桑对当时法国社会贫富不均的抨击，倒是可以从小说的另一段文字中看出：
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无非算是胡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呼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苦的家庭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儿，那他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
莫泊桑是19世记不可多得的文学巨匠，他的小说显示出对当时社会贫富差距的强烈批判，而非对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牵强附会地抓住《共产党宣言》中违背真实的一句话，将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涂上一层“抨击资本主义”的色彩，未必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