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学生批斗老师（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8月24日讯】虽然距离“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终结已经过去了快四十年，然而在中国，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力和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它依然被当做敏感的话题束之高阁，少有人触及。而官方的历史资料则被封存，不对公众开放。关于文革的学术类书籍，不管是比较历史视角的，或是事件深度分析，再或是系统详实的个人回忆录，都凤毛麟角。首次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季羡林所着《牛棚杂忆》，则是文革回忆录中的翘楚。
书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牛棚”——一种文革时期的产物，在当时非常普遍，全国各大城市均有使用，用来作为各种“坏分子”、“反革命”等等“犯人”的临时关押中心。而季羡林的“牛棚”，被设置在北京大学校园的中心，季羡林与其他被“打倒”的教授、校领导一起，被关押在此处长达九个月时间，他们在牛棚里进行劳动改造，学习毛语录。“牛棚”弥漫着地狱一般的恐怖气息，红卫兵每日必行的、带有施虐快感的、种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身心折磨，饥饿，人性的退化——所有种种都被生动的描绘刻画出来。的确，在形形色色的文革回忆录中，我找不出另外一本书像《牛棚杂忆》一样，提供了如此直观的、详实的、满目疮痍的证词，充分地展现了文革时期在中国被关押的知识分子阶层遭受到的身心折辱。在阅罢这本书之后，我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朋友向我总结道：“这是我们的奥斯威辛。”
在精神上从种种黑暗回忆中解脱出来，并且用如此平和的、流畅的、真实的口吻记录下残酷的历史事件，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或许并不容易：季羡林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已经超过八十高龄了。在开篇中，季羡林坦诚的写道，他已经徒劳地等待了几十年，等待有人挺身而出书写这样一本见证性的回忆录。而最终，受困于老一代人的集体失声，和年轻一代人对文革的茫然无知，他决定亲自动笔来写这样一本书。
《牛棚杂忆》一书，于1998年在北京由一家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当时国内正好处于一个政治氛围比较宽松的时代，而这本书的顺利出版也可能是得益于作者在中国学术界超然的权威地位。季羡林是中国著名的印度学专家，散文家，评论家，也是一位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爱国学者。因为他亲切、慈祥、老祖父一般的言行举止，季羡林在迈入古稀之年之后，逐渐成为了公众心中备受尊敬的长辈形象之一，同时亦深受媒体喜爱。这本书也十分畅销，几经再版。不过，当局也悄悄地采取了行动限制了有关该回忆录的公众讨论，因为它的主题依然被视为敏感的。而我们现在看到这本由江晨欣翻译的、十分优秀的英文版《牛棚杂忆》，其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也为文革回忆领域添砖加瓦。它为了增进我们对文革时期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读《牛棚杂忆》，也再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一些旧的问题和困惑。我们究竟能为某种奇怪的、沉重的现象——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多少合理性呢？而在今天，我们又真的能够克服种种不便，诸如资料有限，历史记忆消亡，顽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等等，来进行一场关于文革的、真诚的、有意义的、有启发性的对话吗？我存疑。在中国，围绕着季羡林的这本回忆录的微妙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既展现了该事件的混乱性、复杂性，又体现了历史见证本身岌岌可危的状态。
与其他普通的中国民众一样，在1966年毛刚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季羡林并不知道这一事件会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季羡林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的贫农家庭，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奖学金的资助，季羡林在民国时代接受了完整的、系统的、国际性的高等教育。季羡林曾经在德国留学十年，学习了梵文和其他语言，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国任教于国内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并且很快升任了东方语言系系主任。季羡林让自己置身政治——一个他毫不感兴趣的领域——之外。然而，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在共产党营造的“开明、民主”的假象中，像大多数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季羡林看到了一份关于建设更强大的民族和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
然而，“做一个政治上的逍遥派”的想法，很快变成了奢望。在党的规程领导之下，群众动员和政治运动变成了一种国族性的日常生活方式，没有人能够躲在一旁看热闹而不参与其中，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毛周期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受重视的目标群体。季羡林对于过去在政治上的“消极”感到愧疚，于是他积极主动的“改造”自己。他于195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积极的参与各种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特质：思想整合以及对异见的不容忍。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超过50万的知识分子遭受无端指控和迫害，哪怕他们的批评十分温和，哪怕他们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季羡林能够侥幸地在反右运动中置身事外可能归因于以下两点：其一是他的贫农出身，其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党的政治路线提出异议，或与组织“分庭抗礼”。
实际上，季羡林能够成功“置身事外”也仅仅是文革第一年的事。文革中北京大学迅速的变成了各个帮派互相殴斗的角斗场，各种疯狂的大字报、批斗标语肆无忌惮地攻击着大学里的教授和校领导们，他们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季羡林对疯狂的一切感到困惑，他一言不发，试图隐藏在狂热的人群之中。但是季羡林身上也有一个致命弱点：他痛恨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干部，聂是当时北大校园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卫兵帮派的领导人。虽然在中国，每一个派别都号称忠于毛主席，聂元梓却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她在文革中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来攻击北京大学的某些校领导，并且获得了毛的个人支持。季羡林对她恃强凌弱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决定——在一个一反常态的鲁莽时刻——加入她的反对者的阵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聂的追随者们立刻开始对季羡林实施报复：他们在一个夜里突然袭击抄了季羡林的家，不但砸碎了季羡林的家具，而且不可避免地“挖掘出”了一些可笑的证据，证明季羡林是一个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季羡林的生活一下子坠入了地狱。接下来的章节是全书中最令人震惊和不忍卒读的。充斥着诸多痛苦的、难以忘怀的小插曲。不堪折辱的季羡林小心翼翼地准备了他的自杀，然而在实行的最后一刻被敲门声所制止。将近六十岁的季羡林，和其他的受害者一起，被野蛮地鞭笞、被吐口水、被折磨，尖刻又痛苦的呼叫声长鸣不绝于耳。他遭遇了前同事和学生的双重背叛。以下是在劳改营里的一个痛苦的场景：在持续不断的批斗会的压力下，季羡林的身体崩溃了，他的睾丸变得肿胀，以至于他无法站起来，也无法合拢自己的双腿。但是看守还是强迫他继续体力劳动，于是他爬了一整天来搬砖。最后他终于得到许可，可以就近去看看军医，他不得不在路上爬了两个小时才到达诊所，然而，在医生得知他是一个“坏分子”之后却拒绝为他诊治。他不得不又爬回了劳改营。
《牛棚杂忆》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被羞耻感和罪恶感贯穿的写作主题。在关于毛主义分子的迫害的回忆录中，作者们往往把自己塑造成或者无助且无辜的受害者，或者（只是偶尔地），坚贞不屈的对抗者。然而在季羡林的回忆录中，这些典型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他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改造运动中如何积极热切的参与配合，以及在压力下，他们如何频繁地彼此攻击。他嘲笑自己的“乌合之众行为倾向”，并且承认，直到他自己“倒台”的那一刻，他还在迫害其他人：既然我们被要求反对右派，我们做到了。经过了十几年的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都轮流地迫害对方。这一直持续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到来，而在我看来，这个运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导。
季羡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是怎样参与的呢？“我还不太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然而我已经加入了迫害者的阵营。”对于季羡林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被宽恕的罪孽，因为如果说他和其他众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彼此迫害感到愧疚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们已经被洗脑，从而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感到深度的罪恶和愧疚。季羡林详细地描述了这一“洗脑”过程是如何通过狂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种独特的毛主义式思想改造手段——来实现的。而季羡林自己的意识形态转变也正是通过这样的仪式来完成的。
震撼于共产党的“胜利”和早期的“辉煌成就”，季羡林对于自己不够爱国，不够无私，不够“要求进步”而感到十分惭愧：在共产党人与日本侵略者“八年艰苦抗战”（编者注：现在的共识是这也是共产党宣传的谎言）的时候，他非常自私地前往德国求学，专注于个人的学术成就；他十分错误地试图规避政治，并且把所有的政治视为肮脏不堪的游戏，因为共产主义政治是“完美”的、“理想”的、“神圣”的。只有数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之后，他才能通过群众集体的考验，作为“人民”中的一员被接受。
季羡林把这种排山倒海式的罪恶感描述为“几乎是基督徒式的”，这种罪恶感又引发了一种羞愧感，以及一种强烈的、对于新的“上帝”——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的追随和崇拜的诉求。之后，就像一位侥幸获得证明自我价值机会的罪人那样，他急切地抛弃了之前所有的疑虑——标志着他仅存的批判性精神——然后变成了一名狂热分子。他积极投身到个人崇拜的新浪潮中去，同其他人一起声嘶力竭地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上百万的中国知识分子丢弃了他们的个体性和独立性。对于季羡林来说，这种罪恶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被关到牛棚之后，他还在绞尽脑汁地反省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质疑党或者整个政治系统。
季羡林显然不是一只精明的政治动物或者是一位深刻的思想者。他承认在文革结束之后，自己才真正的“睁开”双眼看清真相，他并没有分析宏大的政治图景，或者解释造成动乱的始作俑者们的动机。但是他清楚的感知到了他的祖国在经历了这样一场重大的灾难之后并没有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在回忆录的最后，他写道：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
季羡林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暗指政府对于这一话题的任何深入探讨的封口令，而这一举措到今天依然还有实效。首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毛的评价问题。所有人都知道，毛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众所周知的历史数据中，我们可以盘点出毛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背后的诸多复杂因素：在大跃进带来的、导致约三千万到四千万人民饿死的大饥荒之后，高级领导层之中弥漫的微妙张力；毛个人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的渴望以及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粉碎任何可能被察觉到的、对其个人权力的挑战；他的激进的，日益趋向于疯狂的持续革命理论；他那深入骨髓的反智主义倾向以及偏执的嫉妒心。然而，从党的立场出发，允许对毛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深入调查和曝光会威胁到执政党的合法性。如果“伟大舵手”的假面被揭穿，那么整艘船可能会跟着沉没。毛作为一个象征，其意义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
再有就是人民大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棘手问题。在所有激进组织中，红卫兵仅仅是最出名的成员而已。在全民疯狂的巅峰时刻，数百万的普通中国人参与了不同形式的违法活动，实施了惨绝人寰的暴力行为。据估计，在文革中自杀的、被折磨致死的、被政治处决的、或者在武斗之中被杀害的死亡人数总计成百上千万。这就使得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变得异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因此，对于现状的处理方式呈现出了“愤世嫉俗的”和“务实的”二元对立色彩：在逮捕和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极左“四人帮”之后，政府正式地把文革定性为“十年灾难”，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允许有限地公众批评讨论，然后开始进入控制言论的阶段。这正是通过内部控制进行的无声禁令之一；调查、讨论和公众出版被大面积地禁止、压制或者边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文革的话题逐渐地消失了，仿佛这一切都发生地相当自然。
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遭遇了无数暴行伤害的人们来说，尤其不能令人满意且显得不公平。大多数曾经被红卫兵学生暴打的教师们在文革结束后没有得到任何道歉。大多数像季羡林一样被关押在无数牛棚中备受折磨的学者们，还和他们当年的施暴者们一起工作、生活。这些施暴者们中，有一些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崭露头角，建立了成功的事业和生活。
季羡林本人十分担心“踩到他人痛脚”。因此在1988年完成《牛棚杂忆》的初稿之后，他将其束之高阁好几年，很担心它会被当做个人恩怨的报复。然后，他对初稿进行了大修大改，让行文风格趋于平和，并且隐去了大部分施暴者的真实姓名。季羡林说，他并不想要复仇，他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一份历史文献，好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知道过去曾经发生了什么，并且不让悲剧再度上演。他为了在早期版本中没有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表示抱歉。不过，读者们还是可以在讲述者的行文之中发现一些讽刺、挖苦和自嘲的痕迹。
最开始，我认为季羡林充满讽刺和自嘲的描述口吻是相当奇怪和令人费解的，直到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在中文写作或谈话过程中，这并不是一个不常见的修辞手法：为了控制暴怒的情绪或者转移难以忍受的痛苦，人们往往转向黑色幽默或者讽刺夸张。一位曾经在文革中参与公众批斗会并且被折磨和戏弄的小学教师对我说，那种对于身心的暴力折磨是如此的不堪，以至于像是被轮奸。在此后的很多年，他都会做关于当时的噩梦。后来，他的一位朋友发现，他在提及此事的时候，无论何时都用上了一种诙谐的口吻。“我自己并没有太注意口吻的转变”，他告诉我，“我想我把那段经历当成了一个笑话，因为我无法忍受直面那种痛苦和羞辱。”
作为文革幸存者，季羡林似乎也备受羞耻感的困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很多学者和作家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避免受到折辱，季羡林也反复提到对于自杀失败的矛盾心理。这是关于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荣誉感与自我修养的重要因素。在《牛棚杂忆》中，季羡林回忆起在文革结束之后，他第一次见到中共高级官员周扬时的场景。周扬在文革前曾经监督迫害了无数知识分子，直到他自己也成为被迫害的一员。周扬对季羡林说的第一句话是：“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但是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士不但可杀，同时也可辱。”说罢，周扬放声大笑，但是季羡林知道，这是一个苦涩无奈的笑。
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去世。在他逝世两年之后，一位北京大学的女性校友、同时亦是季羡林的旧友，张曼菱女士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了他们的友谊，并且做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启示。1980年代末，在学生们开始在广场上抗议的时候，季羡林和其他几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决定通过亲临现场看望学生们来向公众表示他们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支持。季羡林是其中年纪最大、也是最有名气的教授，他高调而来：他坐在一辆三轮车的平板上，车身上绑着一条白色长条幅，上书“国家一级教授季羡林”，然后七十八岁高龄的季羡林被一位学生从北大西校园拉着穿越了整个市区。当他们最终抵达广场的时候，学生们爆发出了高兴的欢呼声。
在那次事件之后，每每教职员工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强迫表态，季羡林总是说：“不要来问我，否则我只会说那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然后有一天，季羡林离开了他在北大校园里的住处，叫了一辆出租车，要求出租车司机带他到公安局。“我是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教授，”季羡林对公安局的警察说，“在事件期间我曾经两次前往广场声援学生，是我煽动学生闹事，请把我和学生们关在一起吧！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也不想再活了。”公安局的警察同志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立刻打电话给北京大学的行政人员，北大来人匆匆赶到，强制性的把季羡林“请”回了北大校园。
那次事件，在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又一次的，高压政治下的恐怖悲剧时刻。然而这一次，独自披挂上阵的季羡林活出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荣耀与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