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日益坚固的网络防火墙更可怕的是部分网民思维上的防火墙。（海南三亚建筑/示意图：pixabay)
【看中国2018年7月5日讯】6月21日，海南省发布《提升海南旅游国际化水平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称在2018～2020这三年内，全省入境游客量年均增长25%，到2020年，全省入境游客量要突破200万人次。
计划指出，“要依讬海口、三亚，有计划打造外国游客集聚区，集聚区内，外国人可正常使用国外流行的社交媒体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
由于Facebook及Twitter等网站目前在内地都被屏蔽，网民须“翻墙”才能访问，这条新规出台后迅速引起网民注意，截至当天下午五点，新浪微博上已有逾万网民转发及评论。
有网民感叹，海南服务外国游客的集聚区简直像过去的租界一样享有特权，亦有网民仿照“云计算”创造了新词汇：“云租界”。
或许是出于维护特区形象，防止技术扩散的考虑，这份文件也在两天后被删除。
1990年一对夫妇经过东德牺牲者的纪面碑前。（柏林围墙／维基百科）
从柏林墙到防火墙
不论是海南的外国游客集聚区，还是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官方严格准入，仅特许少数外籍人士自由上网，使用海外社群媒体，而对本国网民依旧严加封锁。
无独有偶，1961年，东德政权有感于知识分子的大批逃离，以防范西方的潜在侵略为由在东柏林边境修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后简称为“柏林墙”。
从1961始建，到1989年拆除，柏林墙存在的28年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是否为“法西斯”）进行过火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
柏林墙在1961年开始修筑后历经多次翻修，共经历过铁丝网（1961年）；加强的铁丝网（1962–1965年）；混凝土（1965–1975年）和75型边境围墙（1975–1989年）四种形式。
柏林墙的结构复杂、装备齐全，金属网、报警器、钉床、边防哨所、探照灯、了望塔、灯柱、反车辆壕沟、混凝土墙不一而足。
建设戒备森严的柏林墙和长期的维护对东德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东德在1961到1964年在边境建设和维护上花费了400万马克。
就隔离功效而言，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东德人成功逃离，建墙后20年只有一共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平均每年不到一万人“翻墙”成功。
直到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随着东欧被松绑、反对党建立，被高墙“保护”的东德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被冲垮。
以安全为名，1998年始建的中国版数位化柏林墙——防火墙长城，在其20年的历程中，封锁了上千条海外域名，给资讯的传播乃至部分国际贸易造成了相当的不便，也使中国网络“自成一派”。
针对层出不穷的翻墙软件，墙的手段也几经变化，从IP封锁、DNS污染到TCP关键字阻断再到深度数据包检测，防民之术日益精进，所费公帑业已上亿。
对国际网络空间的封锁，中共造墙的手段也几经变化。（网络图片）
治网组合拳
对国际网络空间的封锁，不单涉及到技术层面，当局对从立法、技术、行政、服务等方面多管齐下，打造了一个难以逃遁的天罗地网。
2017年1月22日，中国工信部公布了《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规定“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络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生效，过去一些惯用的“治网经验”以立法形式得到确认与合法化，网络治理正式上升至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权安全的层面。
2017年7月开始，翻墙软件（体）开发者停止开发或被警方约谈，经营售卖者被处罚的消息不断传出：SSR作者宣布停止开发；“网际飞梭”作者遭上门执法；邓威杰出售翻墙软件获利一万被抓，判刑9个月。
2017年8月，苹果中国区 App Store 内包括 Express VPN在内的数十款 VPN 应用“依法”被下架。
2017年10月至今，每逢重大时间节点，例如十九大、两会、六四、七一，防火墙长城都会发威，海外流量与翻墙软件进行运动式的精准打击，使得不少翻墙软件几度失效。
短平快的行政手段在翻墙软件开发者中形成寒蝉效应，精准打击常用翻墙软件又抬高了技术门槛，本就十分有限网络空间在权力不断地挤压下日益逼仄。
思维灌输与消弭需求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比日益坚固的网络防火墙更可怕的是部分网民思维上的防火墙。一些网民翻墙成功后却为墙辩护，诸如“每个国家都有网络审查”，“建墙是为了维护网络秩序与安全”，“海外网站水平良莠不齐，建墙帮助网民过滤不良信息”之类的说法不一而足。
这种斯德哥尔摩式的逻辑一定程度上反映党国洗脑教育之“成功”，正常的教育重在引导，使人成为他（她）自己，而党国的教育重在灌输，使人成为政权圈定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在灌输的教育中，感性被强化而理性被淡化，诉诸恐惧和诉诸仇恨的宣传方式在教学中数见不鲜。
袁伟时先生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提到，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理念中，蕴藏着“中华文化至上，外来文化的邪恶，用暴力去清除的邪恶”的逻辑链，培养出的不是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而是高举、紧跟、看齐又表里不一的臣民、愚民乃至戾民。
在民族主义教育与互联网技术的混合作用下，网络上出征的“爱国”小将们，即使有了自由的网络环境与工具，但思维上依旧简单混沌地接受党国单向的政治灌输，并将其中的只言片语进行二次传播。所以，“小粉红”们更需要的不是翻墙技术的传授，而是独立思考方式的习得，而后者恰恰是党化教育的天敌。
此外，中国国内“自成一派”的互联网产品与服务也使得相当数量的网民对接触海外平台的需求不断被消弭，百度、微信、微博等服务形成了完整的网络生态，一些应用在功能上已是青出于蓝并做了相当程度的本土化改良。
在国内资讯与服务能够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对严肃内容无感的网民，对翻墙恐怕已经没有太大的动力，这使得防火墙最终可能以无需发挥作用的形式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
《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不同，前者书籍、资讯受到严格审查，文化成为一片荒漠，社会弥漫着恐惧；后者书籍不必再禁止，因为已无人再读书，文化因琐细而杂草从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痴迷。
总而言之，防火墙是本质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资讯自由、信息开放，欺骗便难以为继，作为维持体制的需要，当局不会主动撤销防火墙；市场化已经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出于国际贸易与大外宣的需要，国际网络出口也不会被完全禁绝，墙与梯的斗争还将继续，而防火墙的倒塌，最终将取决于中国政治环境的根本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