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及八国联军入侵后，大清朝与列强签署屈辱的《马关条约》赔付巨额战争赔款。
（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看中国2018年5月27日讯】或许有人会认为，大清是被发动甲午海战的日本人逼死的，是被洋人的八国联军逼死的，也或者说是被义和团或被保路运动逼死的，更有说是被一场股灾逼死的，但无论日本人、洋人、义和团都没要求清朝皇帝下台。至于一场股灾或许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难以逼迫清廷下台，因为它完全可以采取违约的手段，既然枪杆子在手，有何惧哉？
最近一段日子，阿根廷比索快速贬值，归根到底是因为债务的压力，一般认为它的债务率会很高，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下图是海通证券绘制的主要经济体总负债率的图（应该是2015年底的数据，虽然时间过去了两年，但相信变化并不大，此处也仅仅是用于示意）。可以看到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最近一段时间货币快速贬值的国家，其负债率在图中基本都处于比较低的位置，包括阿根廷、印尼、土耳其、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等。估计这会颠覆部分人的财经“三观”，因为某些课本在不断告诉我们（也可以称呼为不断欺骗我们），一个国家的总负债率越高，货币贬值的压力越大，可现在，负债率世界第一的日本还没事（至少现在还没事），美帝的正副负债率超过了100%，也还没事，为何发展中国家这些“贫下中农”却开始“有事”，而且事情很严重？这在说明一个道理，富有富的逻辑，穷自然也有穷的道理，天道永远是公平的。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负债率分化明显（图片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
或许也有人会认为，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让清廷背上了巨额负债，导致清廷的灭亡，事实上也不是，因为清廷的负债率更低。清廷在甲午海战前是非常富有的，几乎年年都有结余，这就让大清官库中时时堆有大量的银锭：1781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850年还有800万两。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1853-1863年间户部存银仍年增加19万两（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851年—1864年）。到甲午海战前的1893年，清朝国库存银是760万两。可以这么说，在甲午海战之前，大清可以什么都没有，但唯独官库里不缺银子。
地主老财的生活过的非常殷实。库房有花不了的银子，也就没什么负债。
甲午海战之后，清朝开始出现财政赤字，1896年的赤字是1292万两，1899年是1300万两，1903年是3000万两（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8.6%），就此就可以说是赤字压垮了清朝吗？不应该这么武断。清朝的财政赤字显然主要是由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赔款所形成，《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加上赎辽费共2.3亿两，庚子赔款是4.5亿两，此外还有1800余万两的教案赔款，三宗合计6.98亿两。当时清朝的国民总收入（GDP）应该是多少哪？按陈志武先生的估算，1903年国民总收入约为32亿两。6.98亿赔款占国民总收入的21.8%。我们知道，无论是18世纪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政府负债率都是很高的，现在美国政府的负债率已经是105%，清廷的这一负债率数字简直不值一提，且也比不过现在货币正在快速贬值的阿根廷、巴西、印尼等，清朝不会因此而穷死。
是大清不懂得借贷吗？当然不可能。政府借贷很早以前就开始了，1697年英国政府一年的短期债务支付是它财政收入的3倍，1710年是财政收入的近4倍，但那并没迫使英国灭亡，实际上英国从那以后反而日益强盛，走上了日不落帝国之路。所以，在清末时期，政府借贷更已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如果说清末时期清廷这个土财主不懂得借贷，是不可能的，不仅懂得而且会很懂。这点负债完全可以在债券市场筹集，似乎并不是什么压力。
大清就是土财主。
清廷为什么不能依靠借贷度过难关哪？为什么现在的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国的负债率相对发达国家都是低位，但照样出现货币的快速贬值哪？任何货币贬值的压力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债务压力，债务压力更低，货币贬值的压力却更大，岂不是咄咄怪事？
本质的原因是制度的内涵不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人民代表国家的主权，这个“朝代”不存在灭亡的说法，会永永远远持续下去，也就不存在朝代灭亡之后债务成为烂账的危险。同时，此时的英国开启法律至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法的历史时期，私人持有的政府债券属于私有财产，政府是不能赖账的，否则等待的将是法律的大棒（结局必然是巨额赔偿）。当债券持有者的权益得到保护之后，内部债券市场就会蓬勃发展，成为建立日不落帝国的推进器。相反，清廷是一家一户是朝代，户主是爱新觉罗，改朝换代的时候，后面的朝代一般是不会承认前面朝代的债务的。每个债券购买者都会考虑，如果爱新觉罗被“打土豪分田地”了，我的债券靠谁去兑换哪？即便您没有被“打土豪分田地”，您有枪杆子在手，一旦赖账，草民到哪里去说理哪？只能认栽。同时，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和货币发行机制紧密相关，当时英国执行的是金本位，债券持有人不必担忧债券到期后，所得到的货币的购买力会遭到大幅损失；可是，清廷虽然一直在使用银铜复本位（类似金本位），但可随意印制银票和铜票（这本质是纸币），货币印刷的随意就会造成高通胀，债券到期之后的购买力就有可能面临大幅缩水的威胁，这种风险是每个债券购买人最担忧的。所以，清朝的内部债务市场就无法发展，清朝也无法通过债券市场筹集足够的资金。
既然如此，清廷就只能不断向外国的银行（或正副、机构）借钱，甲午海战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廷开始大量向外国银行和机构借款以应对战争赔款（主要的利率是5%。外债增长）。此时，因为借款方不具有足够的信用，外国银行就会要求抵押物，一般是以海关的关税、盐税作为抵押，结果，为了保证自己的贷款安全，外国人就会要求参与大清海关、盐政的经营管理，大清“卖国”的行为也就出现了（在此，有个很好笑的逻辑，既然大清“卖国”，只能说明大清不能代表整个国家；如果大清可以代表国家，说大清“卖国”就不对，应该是插标自卖）。如果外国银行的背景国家足够强大，甚至可以要求租用大清的土地，租金可以抵扣清朝的借款，租界也就产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1842年，1845年11月29日，清朝上海出现了第一块租界。洋务运动可以理解为开放措施，但这一时期的租界运动并未大发展。但甲午海战之后，从洋人的角度来说，开放的程度更高了，因为租界更加繁荣。1896年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南临法租界，西北与老天津城相望。甲午海战后，陆续出现了天津德租界、天津日租界、天津俄租界、天津意租界、天津奥租界、天津比租界，在汉口也增加了四个租界（分别属于法、日、俄、德），完全是一副“蓬勃发展”的态势。根源就在于清廷的财政情形恶化了，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更为严重，就只能向洋人让渡更多的商业利益，而租界是商业利益的一部分，何况租界的租金可以直接抵扣大清的借款（海关、盐政不够抵押时，只能是土地抵押）。此时，在财务的意义上，大清朝廷和洋人本身就是一伙的，清廷有求于外国政府、机构和银行借款，而洋人希望通过租界等形式实现自己的商业利益，一拍即合。剪的是谁的羊毛哪？也比较清楚。
鸦片战争之后的1845年，清朝上海出现了第一块租界。
那么，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已经实行了民主制度，与大清有什么可比性吗？本质上没有不同，下图是1800年之后世界各国的违约排行榜，主要集中在南美和非洲国家，在主要国家中，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等都是惯犯，每一次国家债务违约就相当于一次“改朝换代”或者使用一次枪杆子，从信用的含义来说，和大清没差别。那么它们为什么要违约？这是等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当上层欲望无度的时候，债务就会过度膨胀，最终只能违约，与大清也没什么不同。
1800年之后世界各国的外部主权违约排行榜（网络图片）
再说这些国家的货币与债券市场，就更不像话。以阿根廷来说，现在的通胀率不低于25%，这说明货币的信用度极低，但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仅是5.16%，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5.96%，如果在今天用阿根廷比索购买国债，到期之后，其购买力应该差不多直接归零，即便精神病人估计都不会去购买。这些国家长期高通胀，换币的事情经常发生，一旦换币，这些债卷的购买力就几乎直接清零。有些国家资产价格不断暴涨，债卷市场萎缩将一样不可避免，因为资产价格不断暴涨就是另类的高通胀。
不断的违约加上货币信用很低，阿根廷等国家当然就无法培育内部债卷市场，所以，这些国家即便总负债率很低，但一样不断遭遇债务危机并不断导致货币贬值甚至换币。（在此，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情形需要说明，有些国家借特定的历史性客观因素，比如人口红利等，实现了本币对美元的阶段性稳定，趁机将杠杆加了起来，表现为债券市场得到发展。但只要不能实现本币的自由兑换，意味着本币的信用度没有本质的提高），这些杠杆唯一的结局就是大规模断掉，债卷集中违约。比如：本世纪2002年至2012年，巴西基于各种客观因素，雷亚尔兑美元实现了稳定，包括企业、地方州政府在内的各种经济主体开始加杠杆，债券市场得到发展。但2014-2015年雷亚尔汇率暴跌时期，企业（包括国企）和州债务集中违约，杠杆集中断裂，带来的是债券市场快速萎缩，基本失去了融资功能。所以，如果没有本币信用的实质性提高（实现自由兑换是基础性条件），即便基于各种客观因素暂时将杠杆加了起来、债券市场得到发展，但最终杠杆都会断裂、债卷集体违约，依旧要继续过大清那样的地主老财的日子）
所以，阿根廷也只能像大清一样依靠借外债度日，这是阿根廷总统自己今年在莫斯科亲自坦白的。由于是违约的“惯犯”，必须提高利率才能借到钱，因为贷出方必须用高利率对冲违约风险（这就是信用风险），资金成本很高的时候，经济社会自然难以发展。
可不断提高利率向洋人借钱，就是不断向洋人让渡利益（利息仅仅是一方面），再加上等级分化所带来的上层对下层的肆意掠夺，劳动者就会日益贫困，所以，在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南美国家，游行示威就像请客吃饭。对大清来说，武昌起义的一声枪响，就会得到很多人的拥护，即便不能参军上战场，还会在旁边起哄（带头起哄的是袁世凯）。结果，大清只能下场休息。
将爱新觉罗和南美的很多正副送入博物馆的家伙叫“信用”，体现在契约精神的匮乏和本币的信用上，它们都是被信用逼死的。任何一个社会，只要依靠拳力维持二元社会的运行，这种结局就是必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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