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陈诚。（网络图片）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陈诚，抗战期间任中华民国军委会军政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国军参谋总长，1947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任东北行辕主任。1949年后在台湾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对于国共战史有着不同常人的解读，在其《陈诚回忆录——国共战争》（2005年出版）一书中对这段国共战史进行全面解读。本文为其中部分节选。
中共是苏俄共产国际制造的匪患
历代都有匪患，其为祸之烈，虽在妇孺亦耳熟能详的，在唐为黄巢，都曾创造过空前未有的记录。然以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以来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下“中共”或“共党”）相较，可就都望尘莫及了。共党已经和仍在制造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他们为害中国乃至为害人类的程度，将不止是空前的，而且可能还是绝后的。
共党就是由苏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在中国一手制造的一种匪患，因其曾自称为“中国工农红军”，故又可名之曰赤匪。
共党为患，始于十六年他们在南昌发动的“八一暴动”。而中国之有共产党，则始于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从一开头它就是接受俄帝指挥的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组织。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国父倡议容共，何尝不知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不能相容，不过容共并不是容纳共产主义的意思，更不是允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思。当时李大钊提出共产党徒加入本党的申明书中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见容共是容纳共产党“人”之加入本党，亦“归斯受之而已矣”之义，以国父之宽容大度，对于“人”是不曾有所歧视的。至于一经作了共产党，便不复再有人性，这岂是国父当初始料之所能及？再则国民革命发韧之始，倍受英、日殖民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争取国际上的援助与同情，乃当时革命形势之绝对需要，刚好俄国此时再三表示他们愿意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诚意，则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正是客观形势必然的归趋。后来俄帝狰狞面目之逐渐暴露，还是共产政权罔顾信义缺乏人性的一种表现，但这不是任何人所能前知的。所以根据军后的成败，来评论事前的得失，未有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
共产党徒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间的分化作用，于是乃有“左派”、“右派”、“中派”等等名称出现。在“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之下，共产党在本党阵营中已隐然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不过共产党的招牌还没有公开挂出来罢了。“八一”南昌暴动是罗明纳兹（斯大林派来中国传达他的命令的人）策动，贺龙与叶挺执行的。（贺龙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烧杀劫掠之后，南窜广东，于潮汕一带遭国军痛击，被各个击破，残部由朱德率领，流窜湘南。
中共的杀人记录骇人听闻
世称黄巢造反，曾“杀人八百万，流血三千里”，考之正史，此说并无所据。惟黄巢残忍嗜杀，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杨复光陈破贼事状，说巢贼“物无不害，恶靡不为”，已可见其为祸之烈于一斑。
荼毒生灵，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仍为家喻户晓之事。至今成都少城公园尚存有张献忠所书之“七杀碑”，其文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以杀人为报天养人之法，是何理性？真是匪夷所思。
共党以流寇方式起家，对于历代流寇，尤其是黄巢，素极奉不崇敬，大有奉为“先贤”、“先烈”之意。其实他们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们这三十年来在中国所造的孽，虽起黄巢于地下，当亦有自愧弗如之感。
大陆沦陷之初，港澳及各地华侨，对于共党表示好感及寄以希望的，可谓大有人在。然而仅只一两年的时间，人心为之大变，希望破灭了，完全变成绝望，好感消失了，完全变成咒诅。至今无论海内外的中国人，除去已失人性的共党中，形成“新阶级”的人物外，对于共党不存“时日曷丧，与汝偕亡”之想的，可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共党仅仅在一两年之间，使华侨对它的观感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故安在？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于他们太残酷，使人人觉得在共党统治之下，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所以才毅然决然的摒弃了对他们的幻想。
共党之嗜杀，不但数量上跨越黄巢，其手段之惨毒，也有非黄巢所能想望者。他们创造发明了许多酷刑，使受害者虽欲求死而不可得。三十年来关于这类事故的报导，俯拾即是，我们不但不忍卒听，而且也不忍备言。
单就杀人之多这一点来说，共党所造成的记录，称得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江西剿共结束后，中外新闻记者到劫后共区从事实地调查者，颇不乏人，他们都很注意沦为共区之前和收复以后各地区人口的变迁，兹就手边所有资料，摘录数条如后：
一、黎川之新罗墟，原有居民一千五百人，劫后只存千人。
二、宁都县城原有居民约二万人，劫后只有八千人，约有一万二千人被杀害。以上两条均见上海德文日报主笔Mr.Simon Eberhard所作《赣省收复县区视察记》。
三、南丰全县原有人口十九万余人，现在仅存十一万四千四百余人，其中男子五万六千余人，女子五万八千余人。共区女多于男为极普遍之现象。
四、广昌城外数里许一村庄，有一大屋，约三十间，谢姓。过去可断为一大家，现则荒凉冷落，仅有男丁三人，而女丁则有十一人。其中有一年似十五六岁之小孩，询之则已二十二岁。又另一村家，则只有中年女子三人，并无男丁。
五、宁都全县原有人三十四万，现仅有二十二万四千四百人，包括男丁十万零一千七百余人，女丁十二万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壮丁仅三万五千四百九十四人。
六、宁都县属之长胜圩，全圩面积约十余华里，人口原有一千六百余，自民国十九年（一九三○）被共党惨杀三百余人，除裹胁以去者三百余人，现仅存九百二十余人。包括女子五百三十八人，老幼二百九十五人，壮丁仅八十余人。
七、瑞金原为赣南最富庶之县份，俗有种一年吃三年之谚，惟自十七年（一九二八）被共党占据时起，至去（二十三）年十一月收复时止，原有之三十余万人口，被杀三分之一，被胁迫以去者六千人，仅余二十一万人左右。尤以知识份子屠杀净尽，办理善后，亦难找得人才。
以上五条均见中央社特派记者钟贡勋所作之《江西农村视察记》。
以上录有的资料，虽残缺不全，不足以见共区人口变迁的全貌，但举一反三，大致的情形，是不会有多大出入的。我们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一、在共党统治下的地区，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普遍的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计以上七条所列原有人口为八十五万三千余人，劫后人口为五十五万八千余人）减少的原因，主要的就是由于屠杀。
二、共区人口普遍的女多于男，这纯粹是人为的现象。因为男丁非被屠杀，即被裹胁以去之故。
三、共区因缺乏壮丁，劳动力不敷需求，以致田园荒芜，百业俱废。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虽已年届成人，而形态犹如儿童。
共党由嗜杀而造成饥饿，由饥饿而促成死亡，也就等于慢性的屠杀。其被裹胁以去者，名之曰“工农红军”，其实是供给共酋人海战术充当炮灰之用的原料，也还是一种变性的屠杀。所以共党之残忍嗜杀，实在已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何以一为共党，便如此嗜杀，而毫无恻隐之心？原因就是恻隐之心，是人性的一部分，故唯“人”才有侧隐之心。人人皆知共党是唯物主义者，他们是不承认有所谓“心”的。他们认为“心”也就是“物”，人不过是血肉制成的工具罢了。所以把人用在经济生产上，就是血肉的机器，把人用在战争作业上，就是血肉的武器，而把人用在巩固残暴的统治上，就成了杀之以镇猴子的鸡了。总而言之共产党统治政策的一个最大环节，就是屠杀，这是他们一了百了的得意杰作。其所以敢于如此与古今中外一致拥护的“人道”观念为敌，没有别的凭恃，就因为他们否定人是人，而肯定人也是物。
再则他们认为屠杀是造成恐怖政策的必要手段，而恐怖政策又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手段。换言之恐怖政策的成功，就是共产统治的成功，所以共产党徒不愿意放弃屠杀，正如他们不愿意放弃统治和政权一样。
列宁曾说过：“我们不曾在原则上拒绝过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这样。恐怖乃是一种军事行动，可以加以有利的应用。在某些时刻，它甚至于是必要的。”
这话说的太技巧了。岂止某些时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自始至终，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没有恐怖主义，共产统治既不能出现，也不能持久。
邱吉尔的回忆录上，记载他有一次问斯大林：
“俄国在清党期间（一九二○到一九三○）有多少人被杀死或被永远驱逐？”
“一千万人!”斯大林很坦白的回答：“这是很可怕的，……但这是必要的。”
以此类推，则大陆沦陷的初期，说被共党屠杀的人民，有三千万……之众，不但不是虚报，而且可能还有不实不尽之处。
三千万人的大屠杀，真是旷绝古今的一次大屠杀了。
黄巢嗜杀，并不讳言嗜杀，张献忠且不惜立碑以表扬其嗜杀。唯共党则不然，共党杀人，明明是师承列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以遂行其血腥的独裁统治，却往往饰词造说以相掩饰，并多假托人民公意以行之，这种欺人自欺的手法，不但残酷，而且卑鄙。以视黄巢虽凶残而尚能表里如一者，就“匪格”言，也要定属下下。
所以吴稚晖先生批评共党，说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最为要言不烦。比起黄巢辈的“物无不害，恶靡不为”来，可说是匪化的一种“大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