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前社长许家屯六四后出逃美国，曾引起轰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8年5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香港主权移交过程扮演重要角色的中联办前身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文汇报以“开天窗”形式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北京事后对支持学潮的党员进行清洗，结果发生了轰动中港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出逃美国事件；此外，新华分社经济部长陈哲生亦出逃法国。英国最新一批中港历史解密文件，披露了当时的事件经过。
1989年春夏之际，大陆发生学运，许家屯默许当时中共政府的驻港机构支持学运。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中共下达戒严令翌日，新华社控制的《文汇报》发表了“痛心疾首”四字社论的“开天窗”事件，也间接动员了香港百万同胞走到街头抗议中共当局的屠城准备。
文汇报当时刊登的四字社论。(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痛心疾首”开天窗 中共随即政治审查
2011年当年的时事评论员程翔过香港《明报》撰文透露，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代理总编辑曾敏之，在中共宣布戒严后翌日深夜致电社长李子诵，主动提出以“痛心疾首”四字在社论栏目开天窗抗议，李子诵则与前总编辑金尧如商量，不过需要送往作为实质是中共香港工委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审批，而当时许家屯作为社长，与副社长张浚生均默认了刊登该四字社论的决定。
不过，六四事件之后，中共方面开始对支持学潮的人员进行清洗，据悉，中共党中央要求所有驻外地机构的人员回北京汇报，实质是进行政治审查。在海南省长梁湘被免职后，许家屯感到威胁，决定出逃。并经由一早出逃美国的金尧如安排下逃到美国。199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了其中国共产党党籍。
不过，鲜少人知道有关人员出逃后的事态发展。根据英国档案处最新解密档案披露，在许家屯出逃美国后，陈哲生在1991年8月7日失踪并出逃法国。当时新华社要求港英政府协助，寻找有关人员的下落，并表明不希望事件公诸于世。
英国外交部与港英政府当时曾就此事讨论，其中时任英国海外发展国务大臣蔡雅嘉认为，按照出入境纪录，陈已经“按其个人意愿”前往巴黎，认为应该尽快处理中共当局的要求，以降低中方其后与时任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的会面中攻击“在香港进行的反华和颠覆活动”，并为香港主权移交后争取更大自治程度。
不过时任港英政府布政司霍德则强调，应该避免向中共机构透露个别出入境个案，以免其“习惯要求港英政府透露不公开的资料”。后来有媒体报导陈哲生等人出逃事件，最终中共当局的要求不了了之。
香港此后在每年6月4日均会举办六四纪念晚会，多年来从不间断平反六四的诉求。(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六四后 中共加大力度统战香港
六四事件是不少当时中共官员仕途的转捩点，《明报》曾分析涉事的4名前新华社高层在“考验自己良心和良知的课题”的最后决定，包括：提出者曾敏之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痛苦地挣扎了好几个月，终于向现实低头，‘归队’了”；
李子诵“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电视机镜头前宣布从此不再跟共产党”；
金尧如“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退出共产党，远走异乡”；
而张浚生则是迅速‘回到正确的路线来’，并且制造出一起《文汇报》事件来，以洗刷自己在‘痛心疾首’问题上的错误（从中共立场看）决定。”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前副社长张浚生，2月19日在家中心脏病发跌倒，抢救后不治，享年82岁。(图片来源：新闻截图)
而许家屯则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交。他在信中承诺不会泄露任何中共在香港统战活动及地下共产党的秘密，以换取自己在中国的家人能够得到“宽容处理”，不过中共并无予理会。后来许家屯出版了《许家屯回忆录》，披露了许多当年不为人知的、中共如何计划掌控香港的秘密。包括第四章〈统战之战〉中，披露中共“港人治港”的原则，“首先，不能由北京派人来‘京人治港’。其次，即使是地道香港人，但如果是公认的共产党员，也不应治港。第三，即使有少数隐蔽的，即秘密共产党员以港人身份参加治港，他们也要执行基本法与香港原有的法律、规则。如果党那时有‘指示’，不符基本法与香港原有法规，他应拒绝执行。”这些话语都透露，香港确实存在中共地下党活动。
资深中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就曾指出，中共未在香港注册，理论上不属于合法组织，但中共正不断用“温水煮蛙”的方式，把内地“党国不分”的政治文化引入香港。刘形容，近年来在香港发生的事件，反映中共在香港已经到了“明目张胆、毫不顾忌”、逐步在港建立中共“合法”存在的事实。刘指，王志民的言行及官媒的报道字眼，都预示中共官员在香港未来的活动会从以往的“遮遮掩掩”变得日渐公开化，而大部分港人在其逐步渗透和对思想的影响下，对此浑然不知，甚至认为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刘亦认为港澳工委等秘密组织至今仍不公开，但却将活动曝光，是为了让港人适应中共组织的“存在”，曝光的党员多属于官职者，而在港央企、国企的负责人及渗透于各界的党员则以回避或间接手法处理其身分，目的为在香港社会形成“中共存在是常态”的局面。
中共不愿在港注册的另一原因，是不注册能够避开法律规管，并毋须公开其人事或组织行动，使港府无法对其任何非法行为进行追究，变相放任其肆无忌惮地在暗中进行各种渗透、统战、勾结黑帮、破坏社会稳定等行动，且毋须为此负上责任。
中共曾在主权移交前后在香港招收党员，但数量不多，且有特别的“甄选机制”，并一直不对外公开。在回归前加入中共于香港组织的地下党、后移居加拿大的学友社前主席梁慕娴，于2012年发布了《我与香港地下党》的著作，揭露了中共地下党在香港存在多年的证据和内幕。
梁慕娴在著作中形容“原来‘一国两制’还有一块东西在地下，中共用这个地下党的人渗透入政府和各个机构，你明明有一个地下党，却不让香港人知道。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地下党员，所以我要顶证这件事”。梁指自己与中共无怨无仇，更曾是中共“培育”的对象，特意揭露此事是为了公义，更是因为当时看到“作为地下党员”的梁振英竞选特首。
梁慕娴指出，可从其核心价值观不同判断一个人是否地下党员。她形容，当时出任特首的曾荫权“一定不是共产党员，他可以选择听与不听，但曾荫权只是没骨气”，而“梁振英就一定是”，并指梁振英被问到六四、普选等问题时，他讲出来的话与香港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梁慕娴强调，“受中共操控的人或党员来当特首，分别是很大的，因为党员一定要听这个组织的东西，你不跟从的话会被处罚的，而受操控的人只是自己没有骨气，有所不同。一个党员当上特首，就等于是给这个党的领导人去管，这是最可怕、最令人担心的”。
中共在香港属于“非法”组织，一直以地下党形式存在，并对社会各界进行渗透，企图制造其“合法存在”的事实。曾被各界指证是地下党员的梁振英，其在任期间对香港社会祸害无穷。(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