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在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和南开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引领下，精诚团结。（看中国合成图）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的胜利应当是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同政治和军事上的成果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的教育不但毫不逊色，反而更为可圈可点，甚至堪称世界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自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仅次于军费，教育事业因此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在国难当头，救亡图存第一的战争年代，教育竟然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中秘密何在？
一、面对意见分歧，蒋介石力排众议，作出决策：“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南京及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平津及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
其时，全国的局势更为严峻。抗战前全国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全国50%以上的人口。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大陆，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份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份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主流的意见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中占主流。例如，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在军政界，争论也很激烈，最能体现意见分歧的是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开口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则针锋相对。陈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完全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在这关键时刻，从蒋介石到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力挺教育。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刚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力排众议，在1939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中做出了最终裁决，提出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则直接批驳“教育无用论”：“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这些着眼于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教育讲话和表态，纠正了一些人的偏激主张，维护了“抗战”时期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不但没有暂停，相反还得到了保护——战时大专院校学生享有暂缓服兵役的权利。
重视教育需要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又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
据侯杨方先生介绍，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二、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包括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公务员好很多。
战时教育的最大困难是经费。由于大部分大、中学生都背井离乡，丧失了经济来源，所以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养”的义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国民政府先后施行了“贷金制度”和“公费制”。开始时面向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后来其发放范围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大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而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办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以保证教育质量。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对于沦陷区的教育，政府也没有放弃。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并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藉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由1936年的48万增至120余万。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所以，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分，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在解决国办大学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这些私立大学的学生也都享受公费待遇。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从而得以继续维持。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
为了让教师全力投身于教育，国民政府在保证教师待遇方面也做出了极大努力。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但是，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大后方的生存也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也不得不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杨振宁就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刻卖印章。整个教育界的生存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了一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因为在教师们看来，“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粮食部。如此修订，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中央日报》1942年社论明言：（公务员）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一如前述，即使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也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而这些成绩，都是在艰苦的战争中取得的，是在国家丧失了大部分财源的情况下取得的。
面对这样的教育成就，对照60年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教育的现状，真让人无话可说！
三、西南联合大学——一所仅仅存在了8年的战时大学创造了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神话”，不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更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说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个奇迹，最典型的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至1946年结束，与抗战同岁，坚持办学整整8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危局和极为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北大、清华和南开这三所久负盛名的大学，在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的引领下，精诚团结，密切合作，依照当时教育部的指示，在云南昆明一起组建了这所特殊的大学。短短8年多，“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惊谔”（碑文中语），培育了众多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人才（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曾毕业于这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奇迹的出现植根于联大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正如联大校歌《勉词》所言：“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奇迹的出现更有赖于正确的办学思想和原则，有赖于坚守了大学之所以成其为大学的现代大学精神，这就是：“坚持学术独立、思想民主，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对此，美国弗尼吉亚大学约翰･伊瑟雷尔教授做过中肯的评价：“联大素负盛名的教师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战时最优秀的学生。除了虎虎有生气的文化学术活动以外，联大还成为中国最具政治活力的一所大学。……追随北大前校长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的传统，联大为中西方文化在中国土壤上喜结良缘做出了榜样。……在不到半个世纪以前，就能产生一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在西南联大，最可贵的是当时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平等、诚挚、亲切、和谐的关系和教学相长的风气。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由二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这叫“唱对台戏”。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科，主要讲自己的专长和研究心得。平时师生可以随时谈天，讨论问题，甚至为某个科学论据和学术观点争吵起来。据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上午，自己在联大租借的农校的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一看，原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及学生。其中的学生就有以后成为美国大学教授的徐贤修和钟开莱。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验算起来，写了许多方程式，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其中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立马站起来走上前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枴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这几个人越吵越有劲，大约又吵了半个多时辰，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赵瑞蕻先生认为，此事足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所以印象太深了。正是在“唱对台戏”这些不经意的学校生活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在抗战中崛起的还有被誉为“东方的剑桥”的浙江大学。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校址在杭州的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在后有追兵，上有敌机的险境下，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余公里，历时2年半之久，最终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扎根穷乡僻壤，坚持办学，从1940年到1946年，长达7年。西迁办学，浙大在艰难中崛起。从1937年离开杭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迁返杭州，浙大已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办学规模也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当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时，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比西迁前扩大了3倍多。
西迁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师生工作、学习常常就在一个个山洞、破庙里。就是在这些山洞和破庙的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也是人才百出，涌现了诸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为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浙大校训为“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抗战期间组建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7年平津沦陷，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3所院校于9月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原失守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共设6院23个系。“并序连黉，卌载燕都迥；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冢，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明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西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西北联大的教育志向。1938年7月，工学院单独设立，称国立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为师范学院。1939年7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又改称为国立西北大学，共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4个院。随后，师范学院和医学院相继分别独立为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学院则成为西北大学的主体。1941年后，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抗战胜利后，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合并，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但也有一些教师留在西北工学院任教。西北师范学院师生多数迁回北平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也有部分教师留在西北，任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教师，而西北农学院则一直留在了陕西杨凌。西北联大虽然远不如西南联大那么出名和有成就，仅仅存在了一年多，但这次组建却为原本教育落后的西北带来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为后来全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加，国民政府也高度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也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专家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并随后被国家派遣出国留学。所以有人戏言，共产党中国最值得称赞的成就“两弹一星”，其研发者是国民党的民国教育培养的。言虽为戏言，说的却是事实。
当然，我们是不愿也不想承认这个事实，更不想老老实实低下头从中学点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也就只能一天天地坏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