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曾说：“你们不要看我在台湾是反蒋英雄，就认为我在大陆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陆说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还要高。”（网络图片）
按：2018年3月18日，83岁的知名作家李敖离世。被外界称为文学与政治圈“狂人”的李敖生前一直备受争议，曾与不少文化、政治、演艺圈名人对簿公堂。而好骂人的李敖访问大陆以来，从来不敢真正批评中共。2005年10月，辛灏年先生应邀赴澳洲作《谁是新中国》系列巡回讲演后，又即席回答了一个多小时的听众问题，其中以“五胎说李敖”最为精彩。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话，那是个坐在牢房里也能骂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人，我是一个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人。我对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说明，因为大陆来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说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个“祸胎”，具体地说，就是“五种祸胎”。
第一、李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实际上他一向是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的。1949年时，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对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蒋介石，有天生的厌恶之情；对49年占领了中国大陆、貌似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中囯共产党有天生的欢喜之情，虽可以理解，但却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胚胎。这种人，在台湾七十多岁的人中间，并不少见；在中国大陆七十多岁的人中间，以前也并不少。
李敖最近去大陆，已经公开地说他是“归队”，也就是说他不是回国，而是“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他在复旦的讲话已经将他和共产党的思想感情关系交待得够清楚的了。所以说他是共产主义的胚胎，就一点不牵强。只是他“无幸”待在大陆，否则，他这个共产主义胚胎，是会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害人不浅（后面我还要说到）。
第二、李敖是威权民主的怪胎。49年败退台湾的蒋介石，在1950年就开始在台湾实行县长的选举，后来连台北市的市长都是选出来的，而且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共产党在大陆，四十多年后才开始搞非政权性质的“村选举”，还没搞好（甚至还是假选，选的人不合共产党的意，或者不是共产党的人，就要废选、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广东的太石村事件）。
可是，五十年代以后的台湾，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共产党天天喊着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对于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一个政权，面对着共产党的持续干扰、颠覆和威胁，面对着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陆氾滥过的红色思潮又要企图卷土重来，面对着自己又必须坚持从来就有的基本民主理念，那么，台湾怎样才能保得住？台湾怎样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强？
于是，蒋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教训，在一九四六年已经建成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恢复“训政”。所谓训政，就是一边推动地方自治，一边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国民政府。前者是为训练人民用权，后者则是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内忧，特别是专制的公然复辟和变相复辟。这就是所谓的“威权政治”、但却是“威权民主政治”，也是蒋介石“威权统治”的由来。因为它的目的，还是要“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走回专制”。虽然，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越过了威权的限度就是独裁。但是，三十年代，共产派、所谓的自由派都骂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却也说明了他虽然推行训政，却没有“过界”而成为专制。
所以，49年后，台湾一批号称“自由派”的知识份子，当他们依然要像在大陆一样穷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与大陆的共产党“里应外合”，意在推翻中华民国台北政权时，那个威权民主政治下的国民党蒋介石就要对他们实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说，你想骂，我也可以给你骂，但你们也不要骂得、闹得太过份。雷震的那个《自由中国》杂志，出版了27期，期期都骂蒋介石国民党，直到第27期，实在是骂得太过分了，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已经对台湾的安全和安宁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了，才把他抓了起来，把杂志停掉了。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事，连一期也出不来。能够让他出版27期，骂27期，已经表现了这个政权本身确实尚拥有一个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个起码的言论自由环境。把雷震抓起来，停了他的杂志，是为了台湾的安全，是为了不再重蹈被共产党颠覆的失败命运。因为共产党还在天天喊着要解放台湾，对岸的大炮还在天天瞄准着台湾岛。
可是，人的同情心总是在“在野”这一边。就这么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们的名气也变大了，胆子也变大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胆子倒“变小”了，只要事不关大局，只好继续让他骂。因为威权民主政治还是要表现出：“我们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这才是我称他是一个威权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却又带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内容。李敖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被培养成的一个“怪胎”。
你们看李敖，开口就是下流，下笔就带龌齰，脏话烂话，满纸都是。我想问大家，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国家里面，哪有学者像这个样子的？这是起码的修养嘛。反过来，在中国大陆，你能找到一个李敖吗？十三亿人中，当真找不到一个比李敖聪明的人吗？不，但就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谁都不敢啊！如果有，共产党早就灭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说他是国民党蒋介石威权民主政治下的一个怪胎。
第三、李敖是台湾社会的一个坏胎。大家都知道储安平这个人，他在1947年说过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在骂国民政府、在骂老蒋，我们是嫌他给我们的自由还不够多，我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他给骂倒了，真的是共产党掌了权，恐怕我们就连想骂一句话的可能都没有了”。
是的，49年以后他再也不敢骂了，也没有机会给他骂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劳教放羊去了，最后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也有资料说他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些曾经骂国民党骂上了瘾的所谓自由派知识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点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没有一个。就是不正派的，也几乎没有好下场。
但李敖不一样，李敖在台湾却骂蒋骂出了名。实际上，李敖是遇到给他骂的蒋介石就拚命地骂，骂到蒋介石死了他还在骂。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陆，竟是一个讲演不如一个讲演，东扯西拉，做丑作怪，他真敢骂吗？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着“毛着”做挡箭牌，但胡锦涛连这个挡箭牌也不给他。有人说李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问在座的各位朋友，“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结果是什么？是“必被红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是在“举着红旗捧红旗”，你看他在关键的“六四”等问题上的鲜明“拥共”立场和胡说八道──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专制的卫道士，是不是跃然在大陆了？
李敖是个坏胎。他坏在哪里？就坏在他在台湾竟然成了威权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绝没有言论自由的大陆，他只敢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对凶恶的共产党，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对于给了他自由、给了他骂的台湾，他却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紧台湾的脚后跟，绝不肯松开一点点。所以我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坏胎。
第四、李敖是马列中国的一个毒胎。李敖曾说：“你们不要看我在台湾是反蒋英雄，就认为我在大陆就一定是反毛英雄，我在大陆说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还要高，我会是另外一个李敖。”
这就是说，在什么环境下，这个人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在另一个环境下，他可以变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样子。实际上，他在心里面是非常害怕共产党的。他可以在威权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产制度下做狗熊，甚至于可以踏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他自认在大陆，是一个能够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爬得还要高的人。
姚文元是什么人？姚是个毒胎嘛，是个坏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陆说你像姚文元，那就是在骂你嘛！一个靠耍笔杆子、帮助毛泽东江青把知识份子与无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火坑的人，当然是个毒知识份子，坏知识份子。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毒胎和坏人。
但李敖之所以是红色中国的一个毒胎，还因为今天共产党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来破坏大陆人民对中华民国历史的反思，要李敖这个从台湾来的反蒋英雄，这个所谓的自由派知识份子，来向大陆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控诉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来肯定──“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今天共产党骂国民党蒋介石已经没有人听了，反过来，大陆人民在说蒋介石好，称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说，共产党要请一个爱共产党、恨蒋介石、讨厌过去国民党（不是今天投共的国民党）的“台湾自由派”，来为自己的罪行背书，来帮助它继续对大陆人民实行欺骗。如此恶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马列中国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后必将成为死胎。因为李敖一旦遇上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个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没有市场了，这个“五胎俱全”的祸胎，就一定会死的。他只是威权民主制度下的一个令人恶心的记录，是大陆共产专制统治下一个令人生恨的玩偶，是中国传统知识份子中一个最坏的典型，却必将成为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死胎，并且永远不再有“投胎”的机会。倘能如此，那才是中华文明之福。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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