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苏共在一个月内剥夺20万富农财产，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民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全部充公。（网络图片）
“星期六义务劳动”
这是苏俄实行劳动军事化和战时共产主义过程中的事。书中介绍说，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就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六个月内便能到来，这段时间里就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他们同样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前景怀抱强烈的期待，认为至少德国可以受俄国影响很快取得革命成功。十月革命后俄国所有五人以上的企业悉被没收。生产凋敝，“只有印钞机”在工作，政府没有了财源。
托洛茨基向列宁建言：“要强迫所有工人吃苦受罪，让他们寻找活路，但不能单独地一个一个地去做，而要集体进行”。要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掀掉一家一户的锅灶，吃大锅饭……不实行军事化，这样的社会化是做不到的……军事化加上一天两顿热饭，大家都一样。吃大锅饭的做法定能为社会监督创造必须的条件”。
作者们认为恰恰是这样的革命“急性病”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国内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二十世纪俄国史》，496～498页）。在作者笔下，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可言，多达1500万—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
仅圣彼得堡一地，到1921年死亡率便高于出生率3—4倍。从1917到1920年该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上的原因而死亡，这里1917年的46名科学院院士，死亡5人，流亡8人，1923年仅有23名。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总数为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同上，498页）。
“全盘农业集体化”
1930年，在一个月内，苏联60万富农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农民私有山林土地被掠夺侵占。（网络图片）
书中把20—30年代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同上，883页），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消灭之。对富农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予以枪决；第二类，予以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则将其扫地出门，赶出原住地。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第一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同上，884页）。苏共中央派出了25万名共产党员工作组分赴各地，两个月内就有全体农户的58%加入了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和日用品也要全部充公。许多农民屠宰牲口，已经被充公的“富农”的牲口由于无人照管而死亡。1928—1933年牲口总存栏数剧减，直到苏联解体，牲畜总数也没有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3年的水平（同上，885页）。
群体性抗议事件不断发生，也不断遭到镇压，1930年一年就有179,620人被国家安全部门抓获，其中18,966人被枪决。这一年13，754例群体性案件中7382件因农业集体化而起（同上，890页）。难怪有人将其称为第二次国内战争（同上，889页）。
农业集体化后1932—1933年出现了大饥饿，远远超过1921—1922年列宁时期的严重程度。这次国外援助没有一粒粮食到达饥民口中，归“联共中央，国家安全总局，红军和‘在农村工作的人’受用了。
1933-1934年间饿死的人数是650万，其中有400万在乌克兰，因那里反抗最力”（同上，900页）。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更加深远的是出生率明显下降，1926-1937年出生率下降达10‰。但斯大林依然坚持出口粮食换取工业化所需的机器。总计“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1930—1933年）死的人数是930万。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20万人逃到中国”（同上，页901）。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村，1933年35万余名官兵被发现对苏维埃制度“不满”，“闹事”隐患多达4000起（同上，896页）。可以说这是造成1937年斯大林大规模清洗“阶级敌人”的伏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