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荷兰的设计师兼艺术家丹・罗塞加德（Daan Roosegaarde）
在北京安置的作品——雾霾净化塔 Bic (Wikimedia Commons)
【看中国2018年2月7日讯】中国真是一个奇迹不断的国家！
新年伊始，媒体报导：“中国陜西西安启动大气污染红色预警，一则‘西安除霾塔’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霾又有了新式神器——除霾塔！其形状是一个高100多米的圆柱体，形像地说，就是一个大烟囱。所不同者，烟囱是往外冒气，除霾塔是往里面吸气。据专家说，这个塔是“世界上最大的空气净化器”，每天可以净化1,000万立方米的空气，可以让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西安核心地区不过100平方公里，建10座这种吸气的大烟囱，西安的雾霾就搞定了。
这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前有一位荷兰人丹・罗斯加德在北京建了一座“雾霾净化塔”，充满想像力，惜乎气魄不够大，比西安的这座100多米高的大烟囱矮多了，仅仅有7米来高。这位罗斯加德还宣布要把过滤下来的雾霾微粒压缩起来，做成戒指，捐款250欧元即可获赠一枚雾霾戒指。有人说这是一种“行为艺术”，有人说是“装置艺术”，总之没有实用价值。但罗斯加德不认可，说自己发明的这座塔是“迈出的第一步”。其实，他的塔最多只能算第二步，有案可查的第一神器是一种奇特的“雾炮车”。外形与洒水车类似，只是在车顶装了一门炮管粗短的“炮”，可打出120米远、60米高的水雾。其理论相当复杂，有一系列科学术语。可惜在北京使馆区跑了一阵就没下文了。当时我突发奇想，能不能把雾炮车和净化塔结合起来？在所有高楼上装上超级雾炮，不就成了超级净化塔，超级净化城了吗？
来自荷兰的设计师兼艺术家丹・罗塞加德（Daan Roosegaarde）在北京安置的作品——雾霾净化塔。（见标题图片）
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发明专利，西安就建成一座高达百米的除霾塔。虽然不喷水，但除霾效果甚佳。据一位看守工地的王师傅说，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能看到塔顶类似旋风状的雾霾被吸进塔里。——天哪，这哪里仅仅是一座塔，简直是黑洞呀！原来，一手打造西安除霾塔的不是凡人，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大气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国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裴有康，空气净化领域的世界顶尖学者，光是学术论文就有255篇。现在，继西安之后，裴教授又开始打造第二代除霾塔，希望两年后在江苏盐城建成。裴教授介绍说：“第二代除霾塔非常有设计感，外墙可以增加LED播放广告，成为除霾塔的经济收益。”他还说，西安的除霾塔是第一次实验，而除霾塔的概念三年前就在他脑子里产生了。
裴有康所设计的第一代除霾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区西长安街与居安路十字西南角（网络图片)
据我所知，这种概念早就有人发明过了。2013年春，在“天涯论坛”上就有一位化名“连感”的网友提出一个方案。帖子的题目是《雾霾治理的好法子》。
可不可以利用烟囱效应来解决雾霭灾害。现在每个城市不是有好多高楼，超高楼吗，就是县城里也有。许多利用率真不是很高，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傻大个废物利用一下子。具体方法就是在这些高楼上建一些大直径的竖管，竖井什么的直通楼顶。最好是利用高楼原有的一些电梯井，消防通道，烟道啥的。对楼体结构不会产生破坏。实在不够的话再在楼内或楼外加建点。原则就是不能影响楼的安全结构，这应该不难做到。
然后在这些竖井，竖管底端接上一些小直径的管道通向各个街区，（塑料管、陶管、水泥管啥的，怎么便宜怎么好使怎么来，只要保证管壁光滑，有利于空气流动就行）。在那设进气口拔抽已被污染的空气。低层空气被抽走后，形成负压，上层空气会沉降下来补充，于是也被抽走。这样往复循环，恐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把城市绝大部分空气都收集处理一遍。
高度差这么大，烟囱效应造成的拔抽力量应该是灰常大的，不用额外提供动力，增加能耗。
——不难看出，这要比荷兰人丹・罗斯加德的小塔、裴有康教授的大塔，甚至比我的超级炮塔都要先进。他想到了利用烟囱效应，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像西安塔那样从烟囱口向下抽气，这就节省了大量能源。他实行旧物利用，没有哗众取宠和勾结官商之嫌。而且，覆盖整个城市，有实效，不像是行为艺术或装置艺术。
话说回来，雾霾以及围绕雾霾之种种，皆可视为某种艺术或娱乐，为绝望者带来安乐死和娱乐至死。比如：央视网刊文，称“你可曾意识到，让你既痛恨又无奈的雾霾并非一无是处，它肆虐神州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五大好处。”包括：雾霾让中国人更团结；雾霾让中国人更平等；雾霾让中国人更清醒；雾霾让中国人更幽默；雾霾让中国人长知识。又比如：北大某教授说：人体内有细胞可以吸附雾霾，通过吐痰就可排除，因此无需恐慌。网上便有人接茬儿说：今明两天，北京大部分城区又笼罩在雾霾之中。——保护环境，请多吐痰！
除霾神器雾炮车亮相浙江省安吉县街头(网络图片）
我并非简单地反对各种“治霾神器”——它们至少有娱乐价值，使中国人更幽默——但最低限度要标本同治。多年来，我反复唠叨“仅用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可行的”，“生态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制度问题），但无人理睬，因为触犯了赵家主仆的共同利益。他们的不义之财，主要来自于上工程，上大工程，上特大工程。网上有言：“若雾霾出现在下列国家：英国人会让污染工业转型，德国人会想办法根治，美国人会围着白宫讨说法，日本人会让内阁下台，中国人会买口罩默默戴上。”——简而言之，在中国不可触碰制度问题。而不解决制度问题，中国生态环境之崩溃是不可挽救的。
美国网民如是评论中国雾霾：“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不是去抗议，而是戴上口罩，选择闭嘴。”
——那么，还有希望吗？
有“老大哥”，有黑口罩，你敢说什么呢？
前几年，美国《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公室主任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写了一本描写朝鲜社会生活的非虚构作品《我们最幸福》，颇得好评。有评论者认为是奥威尔《1984》的现实版，仅中文版销售就突破了10万册。作者试图解释那个社会神秘的失语，在书的结尾处写道：“由于没有椅子或长凳，人们就沿着马路边，在公园里、市场上，往往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前方，好像在等待什么──等电车，也许，或者等过路车，一个朋友或亲戚。也许他们不是真的在等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某些事情的变化。”实际上这也是西朝鲜——中国。事到如今，无论官民都知道，当神风特攻式的“崛起”剥夺了一个民族阳光、空气和水时，当国家几乎变成超大型的奥斯威辛毒气室时，终会有一个报应不爽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有某种事情会要发生，终将发生，怎么能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