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市难友杨周奇在甲午年季夏，向我发来一封邮件，诉说他58年前目睹的一桩奇特寃案，有三条人命被害而死，其中两位是孩子的妈妈，一位是他高三同学解效同--不满17岁的该子。此案至今没个下落，无法找出施暴与謀杀者，令人扼腕叹息。
1、案件所发地“大理一中”
云南大理有悠久的历史，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泛分布在以洱海为中心的高原湖泊群周围。白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种植水稻，驯养家畜，从事采集、渔猎，创造了大理地区的远古文明。這里世世代代聚居着白族、彝族，汉人只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故新政伊始即各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实际乃是中共任令官员，大到州长，小到校长。
这里风景绚丽，山青水秀，既有碧波万里的洱海，又有花团锦簇终年积雪的芲山，还有下关风上关月的妙景。明代著名文人杨升庵描绘它：“山则苍茏垒翠，海则半月掩蓝”，“一望点苍，不觉神爽飞越”。我先后去过大理三次，有两次是玩，一次是参加右友聚会，研讨57反右深层次问题。
大理一中，原名“大理省中”，是民国时代由云南省政府拨款成立的。抗战时期北方逃难的大学教授，有不少来省中任教，培养出不少人才。建政后“省中”改为“大理一中”，成为滇西的一所教学质量很王牌的学校。由于有传统的民主历史，学生思想极为活跃。
寃案发生在1956年，由一个十七岁孩子的一篇“论民主”作文引起。這个学生叫解效桐，他在作文中放笔写道：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二字成为时髦的口号，许多青年学子为争取“民主”丢了脑袋，有的政治家、野心家也高举“民主”的招牌，吸引青年知识分子为其卖命夺天下，一旦掌了权就翻脸不认人，举起屠刀大喊：“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对你们就是要实行专政”，镇压为“民主”而奋斗的知识阶层……
作为“为人之师表”批改作文的徐姓语文教师，不但不保护学生爱护学生，当即把这篇作文交给当局，引起学校领导的震动：认为這是了不得的政治事件，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立即召开全体学生、教师大会，对解效桐进行专门批判。這位徐姓老师受到表扬，这篇作文却给解效桐埋下了可怕的祸根。
1957年末教师“反右”斗争胜利结束后，1958年云南省委秉承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指示，在中学生中开展“双反五打”的运动。何谓“双反五打”？实际上是“学校反右”的继续，对象由成人变成了高中、初中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是不叫“反右”的“反右”。
接着，当局通过此一运动，抓捕了许多学生，下关中学还逼死一学生张宝德自杀。
在大理一中里解效桐的作文自然是重点。这篇作文揭露了毛泽东在未夺得政权前许诺“民主”，在夺得政权后立即“食言自肥”，翻脸不认人的独裁、无赖、痞子的丑恶嘴脸。
解效桐在“双反五打”的高压下从不低头，据理力争，大气凛然。想不到在论战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孙振国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说：“粮食不够吃，饿死人是事实，不是攻击”。他在宿舍还向同学说：勤工俭学是本末倒置，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这些所谓的“反动言论”本来是说了真实话，但在那个时代是不能说真话的。被触怒的学校当局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组织全校学生对解效桐进行辩论批斗。
解效桐在辩论会上公开说：“中国要搞社会主义，必须向南斯拉夫共产党学习，不能向苏联老大哥学了，再学苏联老大哥是要亡国的”。
这样顶牛批斗使学校下不了台。此时，解效桐最好的“朋友”李凯向学校揭发：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时，民主同盟中央负责人费孝通，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来到大理住在下关永昌祥宾馆，解效桐去拜会他，把自己的“作文”拿给费孝通看，得到费的赞扬。解效桐还称费孝通为“人之俊杰”。于是大字报把已打成右派的费孝通与解效桐联在一起批判。到一九五八年夏天，当年才升为校长的原副校长刘某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以解效桐为首的大同党成员，从现在开始不准再联系任何人”。
不久解效桐、张玉兰、孙振国等学生先后被逮捕。许多大字报公开把费孝通说成是解效桐组织“反革命大同党”的指使者。接着学校展开大搜捕，凡与解效桐有过交往和接触过的学生，每个班都抓了一两个人。顿时学校一遍恐怖，学生们个个屏气禁声，谁敢再说什么？
杨周奇说，当时我总觉得這亊太离譜，是“白肉生疔”，心里很不平。本来是个看法和观点的问题，学校“当局”为什么要這样无中生有，到底为了什么？
19年后的1977年，我也因“反革命”言论入狱两年。1979年获得“平反”后老想他们的问题，加之解效桐与我是云尤老乡，到大理后又与孙振国有交往，才从熟人口中得知孙、张下落。我在下关启文街的街道企业找到孙振国、张玉兰问到此亊的来龙去脉，他们说解效桐已死于狱中，是被看押犯人的大军（指看守监狱的建政軍）用刺刀挑死的。他二人释放回家后无正式职业，只能在街道工厂找碗饭吃。那时刚打倒“四人帮”，政治空气还很闭塞，顾虑重重不敢细问。
1982年，我在报刊上见到费孝通已荣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职务。而当年解效桐、孙振国等人的罪名，是“费孝通来大理指使解效桐等人组成大同党”。既然费孝通平了反，还荣任人大副委员长”，那么解、孙等人的“大同党”应是冤案，自然应该昭雪。我立即向“民盟中央”写信，反映映解、孙“大同党”一案，是因受费孝通的株连而构成。此信大概转到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怪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给我来了一信，说现在查不到解、孙等人的下落，请我提供线索。我哭笑不得，怎么这样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啊！抓了人、判了刑，政府竟不知其下落，真是莫名其妙。
1987年我再与孙振国、张玉兰见面，交谈往事，方知這27年中他们历经了多次劫难，“大同党”确系子虚鸟有，货真价实的凭空揑造。这个所谓的“大同党”纯是学校党团组织领导人，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条件下，为了与党“保持一条心”，靠拢组织，也为了立功请尝，升官发财，借用老毛“阶级斗争”的歪理邪说发功，一手导演制造了這起“反革命集团”寃案。看看“一案三判决”的判决书吧！
第一次判决“反革命”大同党首犯，解效桐有期徒刑15年，主犯张玉兰有期徒刑八年，从犯孙振国徒刑三年。张玉兰不服上诉，又一次“从严判决”。
判处解效桐、孙振国两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判处张玉兰有期徒刑十年。到了1987年又一次改判为“无罪”。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国家专政机器是如何视公民生命如儿戏？有罪无罪，随心所欲；判多判少，全无法律依据。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7日的判决公开承认学校“采取了不适当的做法”，一、二次判决书中都写有“等五人组织了南共纲领学习小组”，从始至终有五人参加，而只判刑三人，其余两人为何不处理？判决书上从不提名，其余两人到哪里去了？
其余两人是“组织（即学校当局领导）”派去帮他们组织“大同党”的人。当年学校搞“双反五打”运动，学校不上课，学生们便三、五成群在一起游玩，其他同学不敢与被辩论的学生接触，以免受牵连。孙振国、解效桐、张玉兰，还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李某、封某几人经常在一起逛马路散步。团总支书记是学校的实权人物，是从北京下放来的女人闻斌，她找李某和封某谈话，要李某和封某监视其余几人行动，随时向她报告他们的言行。闻知道了他们几人的谈话内容后，找他们每一个人进行谈话：说什么你们过去有错误言论，把它写出来作为“兴趣讨论”资料，也是你们自我认识的提高，想着什么就写什么，并要他们每人写一篇文章，相互认识批判就更好了。解等几人不知是陷阱，老老实实地每人写了一篇文章交给这个女人闻斌，再由封某刻印装订成册。然后把订好册子交到解效桐住的地方。待封某一走，大理县公安局的人就来进行搜查，作为“大同党”的罪证把解效桐等人抓走。
解效桐抓走以后，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宣布破获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复兴大同党”，抓捕了张玉兰。并宣布在破获此案过程中，封某是组织上派他打进去的，立了“大功”。学生李某偷了张玉兰给孙振国的信件交给一赵姓女生，由她转交组织，这样她俩每人也记了一功。赵姓女生的父亲在1951年“镇反”中被枪毙，她立下的这一功，用的同学的血，后考入上海化工学院，拿到进入大学的通行证。李某出身不好，在学校中是“众恶之人”，用朋友鲜血立了功，也考上大学。
杨周奇难友感慨地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学生讲“仁、义、礼、智、信”，做人讲“光明磊落”，正正派派。而在新政后的学校，无论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都建立了一套人整人，人盯人的特务政治制度，还美其名曰“追求进步”、“靠扰组织”。“双反五打”针对中学生的、是不是“反右”的反右运动。学校当局明目张胆地教学生诬陷、跟踪、告密、偷窃信件，还给这些败类大肆奨励，記功、加分、送进大学，这样能教育得出好学生吗？可见“世风日下”，整个社会道德必然沦丧。
教师出卖学生，学生自然出卖朋友。李、赵兩人盗窃信件立功，拿到进大学的“通行证”的同时，孙振国的母亲在病中想念儿子，当时大理一中正在收拾孙振国，天天开会斗争，不准假，孙母一口气上不来，离开人世。
张玉兰的母亲在张玉兰被逮捕的第二天，到学校给中央机关下放来的那个女人闻斌磕头，请求放她独生女儿一马遭拒，回家盍然长逝。加上解效桐死于狱中，三条人命就这样被毛泽东凶恶吞噬了。这是中国的不幸？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不幸？到底谁是制造这起冤案的真正罪魁祸首？
至今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公元一九八二年费孝通重入“庙堂”，当年大理一中的许多（不是一个两个）学生，后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分别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为解、孙申诉，而公元一九八七年“平反”的判决书上只字未提！这大概半遮颜面吧，是对人生命极不重视的恶劣表现！
亲见亲闻者：杨周奇（实名）甲午年秋于边陲德宏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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