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网络图片）
1949年之后出生的人，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的横行霸道和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感觉地主们就像宣传所说的那样坏。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只要一提到“地主”，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是我们心目中“地主”的化身。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假典型。
1、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作品中塑造出来的刘文彩不是一回事。
1999年11月，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笑蜀先生所著的《刘文彩真相》一书，该书澄清了加在刘文彩身上的众多不实之词，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作者在书中说：他无意替刘文彩做翻案文章，因为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以现在的尺度来看，刘文彩都算不上什么“好人”，也绝不是后来被妖魔化的那样坏。水牢、收租院、老虎凳、灌辣椒水……完全都是按着“阶级斗争”的需要创作出的。同样揭露真相的作品还有香港凤凰台热播过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据此片披露，刘文彩不但不是恶霸，还是对当地教育做出贡献。当年宣传说刘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而事实上他家里根本没有水牢等等……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唯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刘文彩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根据《刘文彩真相》一书和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提供的诸多史实，刘文彩并非当年《收租院》所塑造的面目狰狞的大恶霸地主。真实的他既没搜刮民脂民膏、助长烟毒，又慷慨兴学、济困扶危。
一位线民在看过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后写了篇值得一荐的帖子，里面介绍了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中的大量事实。帖子说，“昨天偶尔收看到凤凰卫视正在热播的《大地主刘文彩》的其中一集，在这集里主要是介绍刘兴办教育的事迹，看了以后，对刘文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令人难忘。”
刘文彩为了家乡的教育，修建了学校──文采中学。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当时征地为使老百姓利益不受到损失，刘采取的是用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广招教育人才，其教育规模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学校。
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他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会上简单说几句，大概意思也就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其亲属要求极其严格，在文采中学的教训中刘明确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
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都要请刘进行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
为什么说对刘文彩的评价是真实可信的呢？因为采访的对象中即有健在的老人，也有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更有大岜地区的政府官员。
如果说当年塑造的“大恶霸地主刘文彩”与真实的刘文彩完全是两回事，那么作为文学形象的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就更是创作出来的虚假典型了。
2、
黄世仁是《白毛女》中的恶霸地主，他一心想霸占佃户杨白劳的女儿喜儿。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此后，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大春救喜儿未成，投奔红军。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非人的生活，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部队回乡，找到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
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白毛女》，而且多半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咬牙切齿看完的，从此种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据说当年在“解放区”，有战士被戏中的故事激怒得差点开枪打中了演黄世仁的演员，足见其感染力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白毛女》激发了几代人对“旧社会”地主阶级的仇恨。一部戏能如此深入普及如此脍炙人口，并对人民的思想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堪称首屈一指。
作为在《白毛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尽管谁都没有见识过“黄世仁”和“喜儿”，但多年来大家几乎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在我们的印象中，像《白毛女》这样的悲剧在“万恶的旧社会”一定多如牛毛。直到看到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媒体上的有关揭密文章，我才知道多年来我们深信不疑的《白毛女》，原来完全是创作出来的。
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大意是讲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戏曲剧本，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型。
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尽管他对原剧本主题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但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一下子还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仍为邵子南。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但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和表演格调上讲，《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缺乏新意。为此，他明确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鲁艺”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际，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头头，几乎倾巢而出，观看了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领导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
就这样，带着对地主阶级的满腔仇恨，一股《白毛女》旋风迅速席卷了延安，席卷了陕北，席卷了解放区，最终席卷了全国。到了文革时，几乎每年除夕，当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时，都会从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听到《白毛女》的旋律──那是在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