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网络图片）
历史学家高华曾著文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长征》揭密中共“长征”真相，文章称，中共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但最终出版的文集删除了与中共宣传谎言矛盾的“长征”真相日记；而中共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高层内斗，叙述也不断转变。
历史学家高华在文章中称，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后，外遭国军围剿，内部财物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的军队和干部，到1936年前几个月，情况更糟。1936年下半年，中共开始要求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很现实，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
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毛泽东等人认为，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到1936年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约50万字。左翼作家丁玲和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时任中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共收有回忆录100篇等，是为《红军长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1949年后，中共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广泛宣传。可是徐梦秋主编的回忆录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直到50年代出版，删去了近一半文章。
文章说，被删去的主要原因，是依着那个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发现当年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中共的宣传中，参加“长征”的红军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中共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中共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对遵义会议，反而没一字的描写。
“长征”途中，红军大部份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宣传招兵，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文章认为，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何涤宙的文章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
文章表示，上世纪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而遵义会议后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又以毛泽东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泽东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泽东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
文章揭露说，1934年4月28日，中共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唯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因周恩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只是到了强渡湘江时才遭到重大伤亡。
文章说，“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
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很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