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对《红楼梦》非常痴迷（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11月19日讯】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我是主持人唐琪薇。在华语文坛，白先勇的地位毋庸多言。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这样评价道：“五四以来，在艺术成就上能够和白先勇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仅有五六人而已。”不过，在三十岁之后，写小说已经不再是白先勇的人生主轴。除了倾半生之力教授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外，从2004年开始，白先勇更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在海内外积极推广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白先勇说，他希望以这两个中华文化经典为支柱，在21世纪兴起一场属于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那么，白先勇所指的文艺复兴，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文艺复兴？在海峡两岸政治格局持续影响文化走向的今天，白先勇的努力又得到了什么样的反响？带着这些疑问，前不久我特意拜访了在纽约短暂停留的白先勇先生，请他来和我们谈一谈他的观点。
记者：白老师，谢谢您接受访问，我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您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更是一名大学教授。而且，这几十年，您只教一部书，就是《红楼梦》。我首先想请教下，为什么您对《红楼梦》这么着迷呢？
白先勇：我《红楼梦》可以说看了一辈子，从小就开始看《红楼梦》，所以对这本书比较熟。但是我也觉得《红楼梦》真是一本天书，它里面有讲不完的玄机。
记者：我知道您刚刚出版了《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我很好奇您这本《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里，有哪些解这本天书的秘笈呢？
白先勇：中国最重要的三种哲学：儒家、佛家、道家，《红楼梦》以文学、戏剧的手法，把这种形而上的玄学、玄思，具体地表现出来。用最动人的美丽故事，用最鲜活的人物把这三种抽象的玄思、哲学思想表现出来。
记者：《红楼梦》这里面讲述的儒、释、道，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有哪些意义呢？今天的读者再读这本书，有哪些意义？
白先勇：我想意义还是（很大）。人生、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来说，还是避不了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做人方式和对人生的看法。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宝玉和贾政两父子的关系，经常冲突。
记者：对，冲突得很厉害。
白先勇：那也就是儒家“经世济民”的入世思想，以贾政为代表，和宝玉——宝玉他是佛道之间，他看人生好像镜花水月，是浮生若梦，这种佛道的出世思想，他是不守任何儒家俗世规范的这么一个人。等于说是这两种哲学的冲击。
《红楼梦》是白先勇永远的文化乡愁。1965年，在爱荷华大学取得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了近30年的《红楼梦》。2014年，他应邀回母校台湾大学授课，这套最新出版的《白先勇细说红楼梦》，就是当时的教学讲义，也是白先勇以一个小说家的视角，一生研读红楼的心得。
记者：您选择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机，在台湾的年轻人比较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在台大教授了这样一门可以说是最传统、深奥的中国文学课。我看到在您开课讲《红楼梦》的隔天，台湾就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很好奇当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您在上《红楼梦》，这边学生们要去参加太阳花学运。您有没有担心学生们会不来听《红楼梦》？
白先勇：我本来想学生都跑去参加学运去了。但是没有，学生没走！都来听课的。我在想，所谓“去中国化”、“反对传统”，那只是一时政治的风向，我觉得那都是暂时的。很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传统文学上的滋养、文化上的滋养是根本之际。
记者：您觉得是少数？
白先勇：那些人会讲的，有些人网上面写（“去中国化”、“反对传统”的文章），但是还有很多沉默的多数的，你看到是表面的现象。
记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有很多台湾年轻人他们是希望“去中国化”，希望台湾独立，是不是？
白先勇：那是政治上的，台湾独立那是政治上的。
记者：您说过不管是您这一代，还是台湾现在这代年轻人，其实他们身上都是有中华文化的DNA，对吧？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台湾这代年轻人，跟您这代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认同上的确是有了很多的困惑。您觉得困惑的原因是什么？
白先勇：我在想还是教育，还是教育。我们那时候，台湾的课程很注重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中学的课本，文言文我们好多都要背的，连《史记》都要背的。象196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那个教训我们应该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传统文化颠覆了，台湾应该吸取教训。我想说，你要把中学课本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去掉，你拿什么文章来取代“唐宋八大家”的那些文章？现代有什么人比他们写的更好的？
白先勇认为，“五四”以来，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全面倡导西式教育，以至于中国传统日渐式微，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发言权。时至今日，中华民族自我救赎的方式，应该是重回传统、发起一场新的文艺复兴。
记者：您提出一个文化上的解决方法，对台湾目前的问题，就是以台湾为轴心发起一场新的文艺复兴。您所指的文艺复兴是怎样一种文艺复兴？和之前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有什么同异？
白先勇：我希望的文艺复兴不光是台湾，我觉得是全华人世界。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我想我们整个民族内心底层都有一种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企望。20世纪内忧外患太多，太多的战争革命、动荡不安，不利于文化建设。现在我们21世纪，经济起来了、整个社会稳定了，下一步应该是文化建设。欧洲他们也是啊，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14到16世纪。我举出了《红楼梦》和《牡丹亭》，这两个就是中国文化上的标杆。一个是戏剧中的最高标准《牡丹亭》，《红楼梦》是指小说最高的一个标杆，这两个。我想在欧洲也是啊，他们的文艺复兴时，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由这些起来的。
记者：所以其实您的意思是不光是台湾、您是希望台湾大陆一起、共同……
白先勇：一起，整个。
记者：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大陆经济确实是腾飞了很多，但是相较于台湾而言，中国大陆的文化还是为政治所用。您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如何来发起您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新的文艺复兴呢？
白先勇：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在台湾因为创作上有绝对的自由，所以台湾有这个优势。中国大陆现在因为有政治的关系，有些禁忌。不过我在看，大陆它有个趋向，它（开始）回头来恢复传统文化教育了。小学就开始念诗词了，书法也回来了。《红楼梦》被北京高校指定为考试经典，指定大学要考《红楼梦》。这东西，我想慢慢的传统的根基有了以后，会影响他们的创作。即使在这种条条框框的架构之下，慢慢地还有一些可能会起来。象欧洲的文艺复兴，他们那时候政治上也没有多大自由的。
记者：所以您是希望先从民间的这股力量做起。
白先勇：对啊。
记者：那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象唐吉珂德一样非常理想主义地在做这些事情。
白先勇：对，唐吉珂德。
记者：我知道您得到了很多支持，那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呢？
白先勇：困难多得很，困难很多很多。
记者：什么呢？
白先勇：你想我刚到中国大陆推行这个（青春版《牡丹亭》），人生地不熟，他们里面的规矩我也不懂。你还需要经济上财务上的支持，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基金来支持。这十几年，我投进去不少钱，因为我很多是公益性的演出。还有，不光是钱的问题，你要去演的话，要成功地演出一场。你想想我们三天的大戏，有九个小时，九个小时的大戏。比如说在北大吧，北大那个剧场，两千多人的座位，你三天要六千多人去看，我们现在演出下来，三百多场，几乎90％是满场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是因为人家真的很爱昆曲呢，还是说他们很爱您呢？
白先勇：对昆曲好奇，对我也好奇，我想。咦，白先勇写作的，怎么去弄昆曲了？试试看，一看看了迷上了。我很高兴一点就是我做了这十几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影响了那么多人，北大的学生去看青春版《牡丹亭》，看完以后就狂热。我觉得只要有心去做，让现在的年轻人接触到传统的、美的东西，感动、情动，（传统文化）有这个希望起来的。英国的文艺复兴很多时候也靠戏剧啊。
作为文化使者的白先勇，奔波于世界各地，八十高龄依旧充满朝气、兴致勃勃；而作为小说家的白先勇，却完全是另外一副光景——还在20岁上下的年纪，他笔下的故事就总是离乱而苍凉、没落而忧伤。1960年，22岁的白先勇和台大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之一《玉卿嫂》，就登载在3月出版的第一期《现代文学》上。
记者：您和我们谈谈当年您上大学时创办的《现代文学》吧，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白先勇：那时候政治也蛮高压的，而且社会也很保守。但是我觉得文学好像是我们的一扇天窗，可以看到外面。那时候虽然是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沙漠里还可以长出仙人掌来。在有限的自由、有限的空间，还是可以……台湾，当时。
记者：当时是在戒严时期是吧？
白先勇：戒严时期。
记者：当时是怎样一个环境？我很好奇，因为您也说过，你们办这个杂志一直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完全没有政治立场。在当时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们是如何保持文学的独立性的呢？
白先勇：那可以的，政府也管不到你，只要你不是直接批评政府、直接批评政治它也不管你的。当时还有有限的空间，有限的自由。比如说我们介绍西方的东西，那时候的新闻局或者警备总部，他们也查的，也看得。看看介绍什么卡夫卡什么的，他们也不懂。
记者：觉得也没什么。
白先勇：所以也就算了。还好那时候国民党对文艺没那么注重，没有象共产党好像对文艺非常……要为政治服务……我的看法是，政治常常影响文学，但文学一定要独立于政治，不能让政治操纵的。让政治操纵的文学说的一定不是真话，是政策。
记者：说到这儿白老师我一直想问您，我算是您非常忠实的读者，从《台北人》、《纽约客》到《孽子》，我看了觉得非常着迷。我们很期待您会不会再回到（写小说）……
白先勇：我也零星地写一些，象“纽约客”我也写了几篇关于纽约的故事。我心里一直想要（再写），因为（教授《红楼梦》、推广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占了我不少时间，我一直想要（再写）。写小说还是我的第一个，我的最爱。法国的“解放报”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说，我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我觉得那个是作家能做的事情，人类最沉痛的（情感）。每个人都有伤痛，我想把那些东西写出来。
记者：您觉得如果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我们的中华文化真的有机会进入一个象您说的“新的文艺复兴”，在您的理想世界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您能否在这边让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神往一番？
白先勇：我想我们有自己几千年独特的文化，在19、20世纪我们文化上的发言权都没有了。
记者：对
白先勇：全是西方他们说了算。象军事、经济、政治这种（强大了），那个并不一定在文化上有发言权，如果你没有很好的文化上的作品。我想英国人虽然到今天没落下去了，但是他们有莎士比亚的戏剧（他们就很自傲）。我们有（很好的文化作品）的呀！
记者：就是很可惜，没有……
白先勇：没有好好地去把它维护回来、恢复回来。（应该想办法）把它怎么样重新恢复，重新诠释。
记者：您作为一个在长年来海峡两岸担任文化桥梁的重要人物，您对目前海峡两岸的局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和领悟？您觉得有什么解决之道呢。
白先勇：这个是政治问题了。（解决之道），政治人物都没有那么大的办法，我也没有办法。
记者：所以您是从您能做的，作为一个文化大使，从这个文艺复兴开始做起。
白先勇：我觉得很重要的还是：不管哪里的华人，重新省视我们的文化、重新来复兴文化，这是当务之急。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明代文人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里的这一句感叹，恐怕也可以诠释白先勇对中国文化的这番深情。为了这份执念，白先勇变卖了在台湾的旧宅，费尽心力打造了青春版的昆曲《牡丹亭》。这部剧自2004年上演至今，在海内外的大学校园内圈得无数戏迷。而白先生在大陆、台湾开设的有关《牡丹亭》和《红楼梦》的传统文化课，听讲者更是趋之若鹜。白先生说，文化的交流，才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最好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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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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