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0月26日讯】9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压力之下 中国停用死刑犯器官》[1]。文章称，在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努力”下，中共停用死刑犯器官。尽管该报导试图为黄洁夫的谎言背书，但是其内容并不能自圆其说，更无法否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存在。中共一直都在否認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各种研究资料表明，在中共大规模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器官成为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华邮》的文章无异于替中共和黄洁夫涂脂抹粉，掩盖活摘罪行。下面追查国际让事实说话，对《华邮》的文章中的论述做如下逐一分析：
一、死刑犯真的可以保证供给巨大的器官移植量吗？
《华邮》文章中称：“囚犯器官的使用已经使中国在移植领域成为全球性的弊病。依靠关押在腐败和不人道的法律制度下的囚犯，中国仅次于美国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移植产业”。根据追查国际的研究 ，囚犯器官不能解释中国的巨大的移植量与异常充足的供体。
1、“死囚”人数远少于移植量
2013年3月7日，中共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中国死刑就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下降，现在实际上死囚已经很少了。”[2]黄洁夫一直在讲，中国移植手术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果死刑犯是器官主要来源。那么死刑犯也应呈上升趋势，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移植手术数量。
国际大赦：中共镇压法轮功前后5年的死刑执行数量平均每年1600多[3] 。中国官方公布的肾移植量远大于死囚数：仅仅依据黄洁夫提供的数据，每年5500-10000例，都已经远远超过了死囚供体的数量。[4]
2、健康原因导致中国的死囚只能有少量可做供体
1）2009年浙江省杭州市对482名在押人员进行乙肝检查，结果感染率高达29%。[5]
2）2006年对山东省荷泽市的监狱服刑人员检测，艾滋病和梅毒感染率1.29%、乙肝和丙肝28.91%。
3、超短器官等待时间
1）2007年美国卫生部的报告，在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6]
2）中国器官等待时间平均是2至4周，甚至1至2周，出现了典型的器官等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反向配型。[7]
4、异常充足的供体
1）急诊肝移植26.6%：所谓急诊肝移植，是对存活时间不超过72小时急性重型肝病患者所做的紧急换肝手术。因为紧急配型困难，等待供体时间很长，所以国外通常急诊肝移植很少见。而在中国，1999年后急诊肝移植竟然很普遍。在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年度报告中记载，[8]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收集的29个移植中心8486例肝移植数据中，4331例注明了是否急诊移植的病例中，竟然就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占总量的26.6%。最快的肝移植手术是入院后4小时进行的。[9]
2）器官临时发现异常重新选供体，一周内再次手术。设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宣称的特别服务：如器官临时发现异常，中心为患者重新选供体，一周内再次手术。[10]
3）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免费20例肝肾器官移植手术的广告促销
4）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5万元人民币
5）2017年6月1-30日吉林旅游广播和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脏移植中心联合发起前10名儿童免费肝脏移植活动。[11]前10个名额，肝脏移植所需要的十几万手术费，全免！[12]
死刑犯被执行死刑需要最高法院批准，公安局在规定时间执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均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死刑执行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执行。[13]所以不可能随时处理死刑犯。根据上面证据推论，中国存在一个游离于法律之外的活体器官库。
二、中国器官移植的巨大经济利益2015年前后有改变吗？
《华邮》文章中称：“经济利益催动了不正当的医疗操守”黄说，“器官分配曾经是财富和权力的游戏，没有社会公正”“每年从死囚身上摘取了数千的器官，但黄洁夫通过12年的努力，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支持，并成功地在中国的医疗机构停止了这利润丰厚的死囚器官移植。”
黄杰夫称2015年以前器官移植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2015年以后呢？其实没有改变。器官移植带来的依旧是大量的金钱。举一个例子： 2015年4月29日，浙江大学国际医院正式揭牌，它是挂靠在浙江大学下面的非公立医疗机构，投资背景是始建于2013年的树兰医疗集团。“树兰”这两个字是郑树森和妻子李兰娟的名字各取一字。集团总裁是他们儿子郑杰。新成立的浙江大学国际医院，郑杰任副院长，主管财务人事。浙江大学国际医院，其实是郑树森的家族私人企业，是借“浙大附属医院的”的牌子招揽器官移植业务。器官移植手术的关键是供体，郑树森有器官来源，他不情愿和浙大、医院利润分成。这是成立自己私人医院的原因之一。
这里《华邮》称赞黄洁夫通过12年的努力停止使用死刑犯。那他本人用的器官是哪里来的呢？根据2013年3月黄洁夫对《广州日报》的披露，2012一年他一人主刀的肝移植就达500多例，其中仅1例是自愿捐献的。[14]
黄洁夫称“通过12年的努力，得到了高层领导的支持。”得到哪个高层领导的支持哪？3月15日黄向媒体公开指出，“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中央）政法委书记……那死囚器官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很清晰了吗？”《纽约邮报》2014年8月引述资深中国专家葛特曼的调查指出，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摘取法轮功等囚犯器官系统中的重要人物之一[15]。胡平指这说法间接证实摘取法轮功器官的指控。[16]
三．器官捐献在中国运作如何？
《华邮》文章中称：“自2010年以来，黄先生逐渐建立了自愿捐赠者登记册，现在满足了需要移植的患者需求。”“去年，黄先生说，死亡捐赠人员有4,080人，另有2,201人，捐赠器官给自己亲属。总共，中国执行了13238例器官移植手术，主要是肾脏和肝脏，也是几百个心肺。黄先生说，没有一个来自囚犯。”
黄洁夫宣称从2015年1月开始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改用公民捐献器官。但器官捐献在中国运作如何呢？
1、低效的器官捐献体制
1）黄洁夫2015年11月18日接受《纽约时报》和《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候，暴露了中国所谓的器官捐献系统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并没有运作起来：“被问及当前最大的困难时，他坦言，作为器官捐献中两个最重要的部门，红十字会与国家卫计委的协调不顺。两部门于2014年3月1日共同组建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形同虚设，‘至今都未开过一次会议’。作为主任委员，他十分无助，为此感到忧虑。”[17]
2）追查国际调查员对中国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电话调查，大部分都无人接听，少数的几个接电话的人，也称捐成的没有几个。
3）追查国际曾于2015年12月6日至17日，分别调查了北京、天津、上海等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机构。其中北京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系统还在筹建中，天津市“从2003年建库到现在捐献器官只有170多个”，上海市“到目前全上海市只有5例器官捐献成的”。秦皇岛市红十字会 “有签的，但还没有实际捐的”。[18]
2、登记器官捐献和成功实施器官捐献的数字不匹配
1）中国声称现在有30万人登记器官捐献，美国有1.4亿人登记捐献器官，英国约2,100万人登记。而即使有这么多登记的捐献人，2016年，美国仅有15,951人捐献器官；在英国，这一数字仅为1,364人。[19]
2）如果考虑到7/1000的死亡率等因素；捐献人患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年龄问题、死亡和器官摘取之间的时间差等原因，最终只有1%-2%的曾登记过的死者，才符合器官移植的条件。若用上面的推理对应到30万的中国器官捐赠者身上来推算的话，其结果为：“2016年，这30万人中的7/1000会过世，大概为2,100人过世。而在2016年已登记的过世的2,100人中，仅有1%—2%的人可以提供移植的器官，这相当于只有21—42个器官捐献人。但是，中共声称在2016年有4,000多个器官捐献人。这意味着，中共的器官捐献人有其它的来源。[20]
3、中国器官移植和捐献系统不透明、不可追溯、不可访问
《华邮》文章中称：“我们的制度是透明和可追溯的”。黄说：“我们知道每个器官从哪里来，每个器官都移植给谁。”
2006年中共器官黑幕引爆后，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在内的多位国际独立人士申请中国签证，希望前往调查，但是一概遭到拒绝。为了评估器官移植和捐献系统是否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独立调查员能够对器官的来源、亲属、器官捐献人的死因，是否在自由和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自愿同意书等方面提出问询。这是所有西方国家的惯例。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恰恰相反。中共阻止访问器官移植系统数据库。香港有一个器官登记处，向公众开放。几年前，他们阻止公众访问，现在也不能访问。所以，没有人能看到他们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手术。
四、全国普遍出现的超短等待时间的大量移植手术
《华邮》文章中称：“…认为突然结束使用囚犯器官是不可行的，只会造成黑市。相反，他们决定为逐步改变而努力”。“然而，执行囚犯的器官供应似乎一直在枯竭，因为从2007年起最高法院要求审查所有死刑案件后，死刑人数似乎已经大大下降。”
《华邮》文章讲黄洁夫认为急速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会造成器官短缺和黑市形成。但根据追查国际的调查，从2015年1月开始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后仍在进行大量器官移植手术，而且供体充足，依旧等待时间很短，有些医院还有肝移植的绿色通道（即急诊移植），有的医院最近器官过多，到处找病人来做手术。追查国际调查还发现，全国普遍如此，包括捐献数量很少的北京、上海等城市。[21]
1、绿色通道，是指针对重症肝衰竭的病人可以做急诊移植。2016年3月北京朝阳医院肝移植医生郎韧讲：“如果很重的话，我们有一个绿色通道”。“最多、最多等2周，在我们医院，因为我们供体来源很丰富”。“今年已经做了十多个了”。（录音下载 MP3）
2、2015年8月13日，中共“肺移植手术第一人”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公开称“原来想今年取消死囚供体肺源少了，谁料现在三天一台肺移植较去年反而更忙了”。[22]
3、依旧超短的等待时间：所有被调查的器官移植医院都在大量做器官移植，并积极招揽生意，表示有充足供体，保证供体质量好，等待时间短。肝肾移植从2～3天到1～2周，一般不超过一个月。[23]
五、中国器官移植量的激增，为何不见对国际移植药物需求的显著增长？
《华邮》文章中称：“美国医疗信息公司QuintilesIMS公司提供给的《华邮》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免疫抑制剂需求中所占的份额与中国所宣称他们的器官移植量占全球移植份额大致相符。”
对于象器官保鲜液和移植术后患者依赖药物抗排斥剂之类，之前有不少人疑惑，以中国器官移植量的激增，为何不见这些药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显著增长？追查国际发现为了降低移植成本而最大获益，中国国内很多移植相关机构早在从事相关研究开发，移植医院也大多使用国内自行开发和生产的产品替代进口产品。
1、在移植免疫抑制剂方面，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总医院全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黎磊石发现了对中草药雷公藤的提取物雷公藤甲素（单体）的独特免疫抑制作用，在肾移植急性排异反应的治疗中取得良好效应[24]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李炎唐及其学生钱叶勇的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课题也是关于用中药雷公藤多甙作为肾移植抗排斥药的研究[25] ，钱叶勇将之作为免疫抑制剂最早成功应用于器官移植临床[26] 。
2、中国大陆有 396个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专利：追查国际发现在中国大陆的几百项器官移植相关的专利中，有约半数与抗排斥药物和器官保存液相关。1999年至今，中国大陆有396个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专利，其中253个是抗排斥药物方面的，占68.9%。[27]
3、“98％的中国医院使用我院研发的器官保存液“，在中国最早进行肾移植医院之一的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其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朱有华团队在上海市科委的资助下，率先在国内完成了肾脏及多器官保存液的研究及20多年的临床应用，使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28]。长征医院存档网页显示：“98％的中国医院使用我院研发的器官保存液[29]。
六、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矛盾的数据报道
《华邮》文章中称：“Chapman和Millis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数是美国的许多倍是“不可信”的，例如美国，每年有大约24,000次移植，如果中国有大规模器官移植的话，这样的信息就应该泄露出来，就像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一样。”
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一直是个机密，但仅仅累加几个移植中心的移植量就远超过中共宣称的一万的数据。而截至2014年12月追查国际查获865家医院及其9500名医生涉入器官移植，从事肝脏和肾脏移植的医院有712家[30]，遍布整个中国大陆版图22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217个地级市。其中包括军队、武警系统和相当数量的不具备移植手术条件的中医院、法医院、儿童医院，县级单位医院、专科医院等。
1、矛盾的数据：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郑树森所在的浙一医院，2016年在一篇论文中自称，从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该院进行了564例肝移植，器官全部来自心脏死亡捐献者。而中共卫生部前副部长黄洁夫则宣称，从2011年到2014年，浙一医院获得肝脏166例。国家层级和医院层级的数据竟相差好几倍。
2、肝移植数量世界第一：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全军器官移植会议的首席顾问，有“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之称的吴孟超称中共的肝移植数量世界第一。2011年5月11日，吴孟超接受新浪采访时说“肝脏移植我们现在做的数字是全世界最多，质量、效果也不错，已经赶上国际水平。”[31]而美国每年肝移植6000左右[32], 肾脏移植从2004至2015每年大约是肝移植的三倍[33]，那么根据吴孟超的说法“肝脏移植我们现在做的数字是全世界最多”，如果就按美国肝移植6000，肾移植18,000计算，仅仅肝肾移植中国最少是24,000。还不算心脏，肺脏，小肠，胰腺移植，已经是中国宣称的10,000例的2.4倍。
3、媒体透露实际移植的数量
1）《中国经济周刊》 ：北大人民医院曾一年做了4000例肝肾移植。[34]
2）《中国时报》：南京军区第175医院“每年至少完成3000例肾脏移植手術”[35]
3）《光华日报》 ：武汉同济医院每年的肾移植数以千计。[36]
4、从移植床位数和床位使用率评估移植量： 以《华邮》文章中提到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天津市委、市政府投资约1.7亿元，修建了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该移植大楼建筑面积为4．6万平方米于2006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37]。新落成的器官移植中心大楼总床位500余张，共16层，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9台肝脏移植及8台肾脏移植手术。它的移植床是500多张[38]，床位使用率：131.1%[39] 肝移植平均住院时间：25-30天（国内肾移植平均住院时间是30天）年移植手术量应为：每年移植量7975例（500床×365天×131.1% / 30天）按131.1%病床使用率、住院时间30天计算。
七、中国的政治犯数据
《华邮》文章中称：“美国国务院, 国会和法轮功网站分别试图估计中国的政治犯人数，数字从1397人到数万人，即使是最高数值显著低于Gutmann等人所称的50万至100万。
追查国际不清楚《华邮》是从哪里得到的数据。《华邮》在“政治犯””监狱犯人”上做文字游戏。许多人权机构并不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做政治犯的归类。而《华邮》也应该知道大多数法轮功并不在监狱里关押，而是在劳教所，再教育中心，精神病院，转化中心和黑监狱。而中国法轮功的网站也没有说仅仅数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外国观察家估计，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法轮功学员在关押在劳教所，监狱和其他拘留设施中[40]。据自由之家调查专门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每年花费8.79亿人民币（1.35亿美元）[41]。
八、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真如《华邮》描述的那么少吗?
《华邮》文章中称：“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的象征性焦点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这是天津东北部一个闪闪发光的14层楼，是亚洲最大的一个。 在大厅里，一个广告视频宣传说该中心提供肝脏，肺，心脏和胰脏移植，每年挽救数千人的生命。”“在一次最近访问中，我们只看到少数来自巴基斯坦，利比亚和中东的患者在移植病房。两名巴基斯坦家属表示，他们带着自己的器官捐助者来中国做移植，虽然其中之一承认捐助者与受体没有亲属关系，这违反中国法律。”
去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真如华邮描述的那么少吗？
1、《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报道，短短几年间，更有数万海外病人赴华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游”。该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游的盛况：“除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注：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42]
2、2006年4月4日，“亚洲时报”发表了题为“日本人涌入中国的器官移植”的报告。报告指出，去年，中国一个主要城市的医院仅在2005年进行了2000次器官移植手术。 在移植人中，有30到40人是日本人，200人是韩国人。[43]
3、2014年12月19日，黄洁夫以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身份到台湾亲自推销“两岸器官移植平台”，拟将中国大陆器官“出口”到台湾。[44]
4、以色列报纸Yediot Achronot报道，以色列政府經數月調查，於2007年8月逮捕四名男子，他們中介以色列患者前往亚洲進行器官移植。主犯向記者承認「器官來自中國大陸的死刑犯、良心犯，包括法轮功學员 [45]
《华盛顿邮报》的这篇看似调查报告的文章，大多数据来自中国。只是采访活摘器官嫌疑人黄洁夫，而不访问在过去近12年调查活摘的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自2006年以來持续否认活摘指控， 拒绝应联合国要求公布相关数据以反证[46]，也拒绝外国组织独立调查的请求。但却允许《华邮》的记者调查，这本身已经说明问题。中共是《华邮》的广告金主，商业利益令《华邮》再次道义失守。
参考信息：详见 https://www.zhuichaguoji.org/node/77465
（原标题：华邮为中共移植谎言背书 追查国际以活摘事实举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