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七暴动资料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9月4日讯】50年前，即1967年，那一年的5月6日至12月，香港左派亲共人士在香港发起了一场公众的骚乱行动，当时香港仍然是由英国政府统治，港英政府定性为“香港六七暴动”，当时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称为“反英抗暴”行动，舆论认为那是由香港亲中共人士受到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倾左思潮”的影响下而做出对抗港英政府统治的一场暴动，涉及枪击、暗杀、1,167个真炸弹和8,074个怀疑炸弹袭击的暴乱行动。暴动期间，1,936位市民被检控，590位市民和212名警务人员受伤，40位市民死亡，其中包括7名遭炸弹炸死的市民和“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被烧死，10名警察和1名中国大陆民兵死亡。
“六七暴动”之背景
1949年，中国大陆赤化，政权被“中国共产党”侵夺。
1950年代，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为了逃避共产党的统治，从中国大陆逃到香港。一批批“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政人员亦南下香港活动，形成了以亲“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团体和以亲“中国共产党”的左派团体互相对立。所以，到了每年的10月1日，亲共人士就会在香港挂“五星旗”，一到了“双十节”，即10月10日，亲台人士就会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骤眼看去，当年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家家户户比挂“五星旗”的多，尤其是在李郑屋邨、石硖尾邨、调景岭一带简直是旗海飘扬，蔚为奇观。当时，抗共的市民比亲共的市民多很多。我们儿时玩飞行棋的时候，把敌机击退返回原处的起点叫作“打你返大陆”，中国大陆这片土地即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好的地方，虽然年纪小不知道大陆有什么问题，若我们顽皮、偷懒，父母都会说带我们返大陆挨穷、挨苦。
步入1960年代，随着全球的经济环境好转，香港的经济亦逐渐上轨道，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开始浮现，市民对港英政府的怨气开始累积；另一方面，普遍的香港人庆幸能逃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尤其是1966年5月中国大陆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弄得民不聊生、人人性命自危的境况，因此，普遍的香港人还是宁愿生活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对英国又恨又爱，心情复杂。
1966年4月，“天星小轮”提出加船票五仙，五仙即半个一毫子，其实不算多，连一个平价面包都买不到，仍然引发一些市民在九龙“天星小轮”码头示威抗议，引发一阵子骚乱，反映出一般普罗大众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不满，当时左派团体不但没有介入，反而支持港英政府镇压。
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因兴建校舍而引致严重警民冲突的“一二‧三事件”，澳门距离香港稍多于1小时船程的一个靠近海岸地方，当年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左派团体和中共政府介入兴建校舍的冲突，虽然中共政权无意收回澳门，但是已导致中共在背后可以操控澳葡政府，最终将“中华民国”政府在澳门的势力肃清。这件事件助长了在香港的左派势力的信心，间接促成香港的“六七暴动”。
1967年4月19日，多间的士公司不满部份左派司机工作态度欠佳而将他们解雇，左派司机集体怠工，工潮导致港岛“中央的士”、“上海的士”和九龙“中央的士”结业。《工商日报》及《新生晚报》记者于港岛“中央的士”门外采访时遭左派人士包围、恫吓及强抢菲林，事后“香港报业公会”发表声明谴责，多份左派报章对“香港报业公会”的声明提出抗议。
“六七暴动”之过程
1967年4月初，位于新蒲岗的“香港人造塑胶花厂”颁布：损坏机器的工人不获发工资和不准许工人请假等，随后的劳资谈判失败，厂方在4月28日解雇92名包括劳方代表的工人。5月4日，左派工会介入，指示工人在厂外张贴“大字报”和“毛主席语录”，并阻止厂方出货，警察到场戒备。5月6日，管工和示威工人发生冲突，防暴警察武力镇压，并且逮捕21名工人，被控“非法集会”。5月7日，亲共的“港九树胶塑胶总工会”控诉警方“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对爱国工人和同胞进行疯狂迫害”，《大公报》等亲共报章以“港英政府迫害民族、野蛮法西斯暴行”等口号煽动市民上街抗议。5月11日，霸占新蒲岗街道的工人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防暴警察以木制子弹开枪镇压，工人以石头和玻璃樽还击，期间一名13岁少年死亡，政府宣布当晚9时半起在东九龙地区实施戒严。5月12日，亲中的“工联会”宣布成立“港九各业工人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13日，示威演变成暴乱，蔓延至九龙城、黄大仙和土瓜湾一带，大批市民到处捣乱，又放火烧车和和公务员宿舍，政府出动英军协助镇压，提前至傍晚6时开始宵禁。
1967年5月15日，中共政府指骚乱为“英国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反对中国的阴谋”和“港英政府对居民和工人的残酷迫害”，要求港英政府停止镇压，同时亦有红卫兵到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港督戴麟趾爵士发表声明，表示港府会尽力恢复本港的和平与秩序。5月16日，左派阵营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指警方已非常克制，会全力支持港府维持法纪；中共在北京举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斗争大会”，总理周恩来谴责港英政府的“法西斯暴行”和重申“香港同胞学习、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
1967年5月16日，左派势力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主张以武力斗争来对抗英国殖民统治，负责人是当年“工联会”秘书长杨光。
5月21日起，暴动恶化，从九龙蔓延至中区，示威的工人、学生袭击警员、警车和公共交通工具，示威者与警员发生流血冲突，警察发射催泪弹镇压，167人被捕，当局除了要在九龙区，还要在香港岛区实施宵禁。
6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支持香港左派人士“反英抗暴”的社论。香港各区都有左派工人、学生或甚至三合会成员成立“斗争委员会”，参加示威的左派人士会获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
6月8日起，防暴警察进入示威工人盘踞的工厂、煤气场、戏院、船坞等地去驱散示威者，引发流血冲突，数以百计的人士被捕，有数位工人死亡。
6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呼吁“抗暴要升级”。
6月24日，左派工会发放“斗争费”给工人，从而发动“联合大罢工”，约六万名工人参加，政府及有关公司将旷工的雇员即时解雇，不参与罢工的工人就遭到左派人士的恐吓或袭击。
6月28日，广州海陆空三军和市民八万人举行集会，支援香港同胞。
7月8日，约300名“共产党民兵”手持武器非法进入香港边境禁区，攻击沙头角警岗，与警察爆发枪战，有5名警察殉职，沙头角实施宵禁，冲突升级。
7月12日以后，有几位示威工人在镇压时身亡，左派人士的行动再升级，以罐头来制造土制炸弹和地雷、以汽水樽来制造燃烧弹来攻击警署、和以镪水樽从高处抛下来袭击警车及公共交通工具，左派学校的实验室成为制造武器的工场。港英政府则延长宵禁、加强军警去拘捕运动领袖和滋事份子、封闭左派学校和报社。暴徒在街上、交通工具上摆放真假炸弹，炸弹上以大字写有“同胞勿近”字样，有数位市民和拆弹专家被炸死，市面人心惶惶。
8月11日，传北京准备收回香港，政局更趋紧张，港英政府封闭香港边境。
8月22日，“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烧毁，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红卫兵殴打和强迫在毛泽东像前下跪。直至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新任“英国驻华代办”谭森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道歉。
8月31日，香港股市狂泻，跌到历史新低位。
10月至11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节”，左派势力在大街小巷上放置数以百计大大小小的真假炸弹，试图制造恐慌和阻止市民参加活动。
中共政权看到不能够斗垮港英政府，而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亦弄得政局混乱、鸡犬不宁，在进退维谷之下，周恩来总理于1967年12月中勒令香港的左派人士停止制造动乱，持续8个月的“香港六七暴动”才平息下来。这起动乱涉及枪击、暗杀、1,167个真炸弹和8,074个怀疑炸弹的袭击，1,936位市民被检控，590位市民和212名警务人员受伤，29名市民死亡，包括“香港商业电台”主持林彬被烧死，10名警察和1名中国大陆民兵身亡，严重扰乱了香港的治安、窒碍了香港的经济和影响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六七暴动”之影响
“香港六七暴动”期间，政局紧张，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影响民生至大至深：一，市民担心粮食短缺，经济较稳定的便会在家储备一、两个星期的粮食；二，做粮油百货、超级市场、金铺、表行、银楼生意的，时局稍稳定的就开门营业，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便立即关铺，恐怕货品被暴徒掠夺，生意大受影响；三，市民除了上班、上学，也尽量不外出，家长更不会让子女单独上街，我们住在郊区，父母亦不准许我们出市区，家家都靠收听收音机或看电视来了解局势；四，公务员或在外资机构工作的员工都不会踏进有左派背景的百货公司、银行、酒楼等机构，务求与左派势力划清界线；五，香港股市在1967年8月31日跌到历史新低位，股市狂泻引发大量家庭破产，香港亦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六，很多经济富裕的市民把价格跌至低无可低的房屋、地皮变卖掉，移民英、美、加、澳等地，生意人则远赴南洋，另谋发展，他们认为香港迟早会落入中共恐怖的统治中，引发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度移民潮，不过，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地产商就趁楼价、地价大跌而大量购入地皮和楼宇，使他们在香港政局稳定后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富豪。
自1968年5月11日起，《明报》社长查良镛(笔名：金庸)在《明报》撰文反对暴动和“文化大革命”，澳门政府当时已受到左派势力控制，禁止《明报》和《明报月刊》在澳门发售。8月24日，林彬被杀震惊国际，新闻界人人自危，《明报》还是发表文章谴责左派暴行，并呼吁新闻界联手对抗暴乱、维护香港的和平和稳定，之后，金庸被中共列入“暗杀黑名单”，金庸一家亦曾收到邮包炸弹，金庸就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左派、亲中人士使用暴力的抗争手法失去民心，尤其是“香港商业电台”节目主持人林彬和他的弟弟林光海于8月24日被活生生烧死一事，被认为是“香港六七暴动”最惨烈的一环，令人发指，更令香港人看到中共、左派、亲中人士的残酷，亦被认为是打压言论自由的举措，即使直至现在，很多香港市民亦对左派人士和中共存有恐惧和戒心。
“香港六七暴动”迫使港英政府去思考如何管治好香港：自1968年起，香港政府致力改善民生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包括：修改“劳工法例”去保障劳工；成立“民政处”去加强与市民的沟通；增加文娱康乐设施和开设“林务营”去增加青少年的活动空间；暴动令中共地下组织和三合会曝光，大批这类人士遭检控或被遣返大陆，治安得到改善。自1969年起，香港政府举办“香港节”，以加强青少年对香港的归属感；又将九座位白牌车合法化，成为今日的公共小巴，后来提升至14座位，1988年更增至16座位，以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和增加就业机会。踏入1970年代，政府大量兴建公共房屋、实施九年免费教育、成立“廉政公署”去追查警队、公营、私营机构的贪污。到了1980年代，经济起飞，市民生活大幅改善。
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在1993年3月15日的《当代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为香港式文革致歉》的文章，表示为“六七暴动”中制造和放置假炸弹等行为道歉，他亦坦言多年来在报章、杂志上写了不少假话。他是唯一一个愿意为暴动道歉的领导人。
时移势易，黑白颠倒。1967年，亲中的“工联会”主席杨光成立“斗委会”，策动了8个月的腥风血雨的暴力斗争，令数十位市民丧失生命，2001年，行政长官董建华颁授杨光“大紫荆勋章”，以“表扬他在工运上的贡献”，引起舆论的批评；杨光于2015年5月16日逝世，当时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又再表扬杨光对工运的贡献，被舆论批评为“一错再错”。2015年9月，香港警务处删改网页有关“六七暴动”的史实，“共产党民兵”非法越境持械攻击“沙头角警岗”，导致5名警察殉职中的“共产党民兵”篡改为“内地枪手从沙头角边境开火”；其他删改的字句都是淡化左派或亲中人士在暴动的负面角色。这些举措无非是为了要粉饰亲中人士在历史中的地位，不惜去篡改历史，颠倒是非。
从选曲中反思
下文提供一些乐曲，请读者朋友藉介绍去聆听所介绍的乐曲，看看有没有引发同感。我每一次选取的乐曲都会围绕一个主题，今次，希望藉着这些选曲让听众朋友了解香港文化的变迁和香港人心的背向。
“Star Wars”主题音乐、“Der Rings des Nibelungen”
第一首音乐是由John Williams指挥Boston Pop Orchestra演奏“Star Wars”《星际大战》的主题音乐。
第二首歌曲是由Daniel Barenboim(丹尼尔‧巴伦勃伊姆)指挥Berliner Philharmoniker(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德国著名歌剧作曲家Wilhelm Richard Wagner(威廉‧理察‧华格纳)(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1874年的歌剧“Der Rings des Nibelungen”(“The Ring of the Nibelung”)(《尼伯龙根的指环》)插曲“Die Walküre”(《女武神》)(“The Ride of the Valkyries”)(《女武神的骑行》)。《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灵感来自中世纪的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冰岛的神话故事，早期的北欧的文献都有记载神与人并存、神与人共事的事迹。
人间善恶、正邪的斗争其实就是宇宙间神佛与魔、正与邪的大战，就要看人如何摆放位置，邪不能胜正，人不要贪图利益而站在邪恶的一面，将自己卖给了魔鬼。
《梦驼铃》
第三首歌曲是由谭健常作曲和主唱的《梦驼铃》。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开始推行“文化大革命”，除了是伤害全中国人的“十年浩劫”，还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和中国人具有的高尚品德，奈何叹一声：“历史的血痕，风沙挥不去苍白。”
《中华民族颂》
第四首歌曲是由刘家昌作曲、作词和主唱的《中华民族颂》。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开始推行“文化大革命”，除了是伤害全中国人的“十年浩劫”，还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亦直接导致“香港六七暴动”的发生。
《狮子山下》
第五首歌曲是由罗文、容祖儿合唱的《狮子山下》。
1966年5月4日，《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进一步确立中共要走“斗争”的方向，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以人民斗人民是其中之一条路线，直接引发“香港六七暴动”。最终，香港人以“无畏更无惧”的精神离弃中共，创造出香港自己的路，“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Happy Trumpeter”
第六首歌曲是由Bert Kaempfert演奏“Happy Trumpeter”。
“Happy Trumpeter”(《快乐的小号手》)是“香港商业电台”广播剧《大丈夫日记》的主题音乐，由播音明星林彬担任。林彬多次在节目内攻击“斗委会”和谴责暴动份子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8月24日，林彬离开窝打老道山寓所往“商台”上班，途中被三名伪装的修路工人截停汽车，他们向车内淋电油和放火将林彬和他的弟弟林光海烧死，左派的“地下锄奸突击队”指是“向林彬作出民族纪律惩罚，以示儆戒”，其后，林彬的家属被“中华民国”政府接往台湾，林彬被安葬在台湾“忠烈祠”。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第七首歌曲是由Richard Marx主唱的“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毛泽东认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斗争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只带来千万人的生灵涂炭，倒不如Whatever it takes,《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无论代价如何，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与人为善，施比受更有益处，不要中国人斗中国人，自相残杀啊！
《工厂妹万岁》
第八首歌曲是1969年由陈宝珠主唱《工厂妹万岁》。
1960年代可说是香港经济的转捩点，制衣、纺织、玩具制造、钟表制造等制造业持续发展，大量需求女工，致使大批母亲和女儿投入劳动人口之中，成为职业妇女。强劲的经济发展使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台湾、新加坡、韩国齐名，加上港英政府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和公共房屋，香港居民的生活质素大大提升，但是，经常受到中国大陆不稳定的政治因素影响，香港社会分化成左派和右派，直接导致了“香港六七暴动”的出现。
《一水隔天涯》
第九首歌曲是由韦秀娴1966年主唱的《一水隔天涯》。在196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稳步发展，很多大陆人都希望能逃到香港来，避开中共的统治和斗争，能逃到香港来的大陆人和逃不出来的大陆亲友可谓“一水隔天涯”，触景伤情，亦是《一水隔天涯》能流行的一个原因。
《劲草娇花》
第十首歌曲是1969年由莫佩文主唱的《劲草娇花》。
香港踏入1960年代，香港经济稳步发展，“六七暴动”打乱了一阵子，过后，在香港人的努力下，社会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过来，“马照跑，舞照跳”，广东歌亦大行其道，响彻东南亚等地，《劲草娇花》就是其中之一。
《皇后大道东》
第十一首歌曲是由罗大佑作曲和主唱的《皇后大道东》。歌词提及到：“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的“大道西”转到受中国共产党专权统治的“大道东”，从“大道东”亦需要转到“大道中”，香港应该如何走下去？就要看香港人的智慧和命数了。
《假如我是真的》主题曲
第十二首歌曲是由邓丽君主唱电影《假如我是真的》主题曲。活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共是不可信的。有一位中国人去办移民，移民官问他：“中国好吗？”他回答：“好！”移民官又问他：“中国政府好吗？”他回答：“好！”移民官又再问他：“中国官员好吗？”他一样回答：“好！”最后，移民官带着疑惑的表情问他：“既然中国什么都好，你为什么还移民美国呢？”他回答：“因为在美国可以说不好，可以说真话。”
《凤阁恩仇未了情》、《紫钗记》插曲《拾钗结缘》
第十三首歌曲是1962年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凤阁恩仇未了情》。
最后一首歌曲是由任剑辉、白雪仙1956年合唱《紫钗记》之《拾钗结缘》。
1950~1960年代，粤曲亦是当时的流行曲，《凤阁恩仇未了情》、《紫钗记》更是唱到街知巷闻。
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之恩怨情仇就像一幕幕上演的舞台剧，就看你扮演的是正抑或是奸角，人当然要正念正行啦！为自己留活路，不要为了眼前利益而站在邪恶的一边。
生命智慧
本文第一道生命智慧就是：“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此名言出自于宋朝欧阳修的《古文观止卷九朋党论》，意思是说：人要坚守道义，要以忠信待人，还要珍惜名节，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不要为了利益而将自己卖给魔鬼。
本文第二道生命智慧就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此句名言出自于唐朝房玄龄等人合着的《晋书‧陶潜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是魏晋南北朝之东晋陶渊明所说，表示人要有高尚的气节，不应利禄薰心、埋没良知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