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立即托辞多病，杜门不出，屏居而修炼道家养身之术。
汉六年(前201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出谋划策，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我张）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修炼得道的仙人)游。”
张良追慕神道，可谓用心良苦。对此，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昼)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韩信)被诛，萧何系狱，以履盛满而不止耶!(岂不是因为功高而不知停步吗!)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张子房正是‘明哲保身’啊!)”
司马光点破了张良的寓意：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而以“修心养性”逃脱“兔死狗烹”的残酷社会现实，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的确如此，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准则。
在汉初消灭异姓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汉十年(前197年)，高祖欲废吕后之子太子刘盈，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氏强勒张良，令他出谋划策。张良无可奈何，只得道破红尘，说出一番颇有道理的内心话：“始(起初)上(皇上)数在困危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以其好恶)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再三威逼，张良只好授意吕氏迎请“商山四皓”，即刘邦一向仰慕却求之不得的四个隐士，作为太子刘盈的羽翼。此术虽见功效，但对张良来说，却是个金蝉脱壳的计策。
汉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再次亲征，使太子刘盈代理朝政，命张良辅佐太子。张良仅行少傅事，显然退居次要地位，而将主要职事，推给太傅叔孙通。
次年，改立储君的政争，愈演愈烈，张良于泛泛一谏之后，索性辞病不朝，如此七年，直至汉惠帝六年(前189年)张良病逝。
西汉建国后，张良悉心整理、编录汉初传世的各类兵书，对保存和研究一大批军事着述，作出了贡献。他虽系文弱之士，不曾挥戈应敌，却以军谋家著称。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朝廷为了提倡兼尚武功，特给吕尚立庙(即“武成王庙”)，选“十哲”(历代十位著名军事家)配享，选比结果，以张良居首。
后人多有诗文赞颂张良的智慧及其一生作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游历下邳，凭吊遗迹，曾作诗吟咏张良，其中有诗云：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圮桥上，怀古钦英风。
唯见碧水流，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写诗颂扬张良对汉业存亡的作用及其从容气度：
汉业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议韩彭地，复道方图雍齿封。
张良为除暴秦，献智划谋，遂成大业。又以军家卓识，整理着述，以扬国粹。后乃践道习养，学步赤松子，望云霞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