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埃利·维瑟尔为地上2層的左起第7人，位在木柱旁、時年16歲（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7年8月14日讯】埃利・威塞尔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终其一生，他都在为那些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发声、作见证。他奔走世界各地，接受访谈、发表演说，即使嘴角的皮肤已经变得松松垮垮，他还是大声抗议儿童在战火中被用作人肉盾牌。
当大多数人选择遗忘这段惨痛的历史时，威塞尔却一生与遗忘作斗争。他认为遗忘是对受难者的再次谋杀。“如果我们遗忘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帮凶。拒绝记忆必将使我们重复过去的灾难和战争。”
在去世前的半个多世纪里，威塞尔以平均每年写一本书的速度，写下近60部作品，包括自传、小说、戏剧、诗歌，主题大多是关于大屠杀记忆，其中1958年出版的自传《夜》是记录纳粹大屠杀的经典作品。今天，几乎所有世人都听闻过“集中营”背后的悲惨与屈辱，并深刻反思纳粹反人类的罪行，这多少归功于威塞尔的努力。
1986年，威塞尔以全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这位大屠杀亲历者通过写作“把个人的关注化为对一切暴力、仇恨和压迫的普遍谴责”。
2015年4月16日，放置在前纳粹德国奥斯维辛集中营门前铁轨上的纪念标志（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永世难忘的黑夜
威塞尔1928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犹太人聚集区(今在罗马尼亚境内)，一个拥有1.5万犹太人的社区。威塞尔家里共有四个孩子，他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父母开了一家商店，生活还算安定。
威塞尔自幼便埋头读书，不到13岁已经沉迷于神秘主义世界，而他父亲警告他不到30岁就冒然进入神秘主义世界是很危险的。但他还是找了一个师傅学习奥秘教义和《大光明经》，以及犹太圣典《塔木德经》。学习之余，他每天晚上与大人们一起收听伦敦的广播，期待听到纳粹德国垮台的消息。
1944年春天，苏联前线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德国快要崩溃了。人们兴奋地说，“红军正在大踏步前进……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
这一年，威塞尔还是个15岁的少年，然而他却迎来了人生的黑夜，永世难忘的黑夜。多年后他在自传《夜》中写道：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了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
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寂静，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化成灰烬。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
永远不会。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图片来源：Getty Image）
沉默压倒了反抗
1944年3月，纳粹德国军队开进了匈牙利，对犹太人进行种族隔离，严禁犹太人拥有黄金、珠宝和任何贵重物品，所有犹太人必须佩带黄星。可悲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并未感到恐惧，包括威塞尔的父亲，他认为局势并非无可救药，“佩戴黄星又怎样？总不至于杀人吧？”
紧接着，犹太人被禁止去饭店、教堂，不能乘坐电车，晚上6点后不得上街。随后，所有犹太人被赶到几个集中的区域内，用铁丝网团团围住。直到这时，犹太人还未感到恐惧，甚至认为这是好事，他们不再担惊受怕、不再痛苦，像兄弟一样住在一起。
然而很快，匈牙利警察拿着枪和警棍，冲进犹太区，不加区辨地驱赶老人、妇女、儿童和残疾人。他们像牲口一样毫无反抗地被押上了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
那里是真实的人间地狱：空气中弥漫着燃烧尸体的恶臭，婴儿被扔进坑里焚烧，警官挥动指挥棒决定生死。威塞尔一家人在指挥棒下分开了，他和父亲去了左边，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谁都不知道哪边通向监狱，哪边通向焚尸炉……
眼前的残酷现实让威塞尔和他的犹太同胞们惊恐得呆若木鸡。“我们不能像屠宰场里杀牲口一样被杀掉。”年轻人准备反抗。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沉默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每一个犹太人。邪恶的力量却更加猖狂，威塞尔刚到集中营的那一晚，就有大约9000名犹太人被杀害，包括他的母亲和妹妹。
此后，每天都有几千人被送进焚尸炉。身体强健的犹太人被选为焚尸工。有人被迫将亲生父亲的尸体扔进焚尸炉，也有人将亲生儿子的尸体扔进焚尸炉。
波兰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图片来源 维基百科）
恐惧扭曲了人性
极端的苦难和恐惧，使犹太人的道德观念彻底扭曲了，求生的意识压倒了一切，怜悯、同情、愤怒、怨恨统统成为多余的感情。
当威塞尔的父亲被囚头用铁棍猛揍时，他内心里责怪的竟是父亲，“我看着父亲挨打，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实际上，我当时非常想悄悄溜掉，以免挨打。尤其是，当时我很生气，不是生囚头的气，而是生父亲的气。他为什么要惹囚头发火？集中营的生活让我是非倒置。”当父亲躺在病床上，用嘶哑的声音呼唤儿子的名字时，威塞尔没有动，“他临死前呼唤的是我的名字，而我，不敢也不愿回应他。”
在拥挤不堪的牲口列车里，他们连续五六天都没有东西吃。生死存亡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兽性，面对同胞的死无动于衷，将他们扔出窗外，“就像扔掉一袋面粉”。
在被转移到布肯瓦德集中营的过程中，威塞尔看到有人往车厢了里投进一块面包，看里面的犯人互相争抢取乐。其中一位老人抢到一小块面包，正要放进嘴里，他儿子向他扑来，将那块面包夺了过去。老人瘫倒在地，死了。就在儿子开始吞食面包的时候，一群人向他扑过来。当人群散开时，威塞尔看到身旁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
上帝吊在绞刑架上
在集中营，威塞尔见过多次绞刑，但从来没见过一个受害者哭泣。这些饱受摧残的躯壳早已忘记了苦涩的眼泪。
一次，有三个人同时被送上绞刑架，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行刑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进行的。“自由万岁！”两个成年人高喊。但那个孩子一声不吭。当三把椅子被踢到后，两个成年人死了，舌头翻了出来。而那个孩子因为体重太轻，半死不活地挣扎了半个多小时。威塞尔听到后面有人呻吟：“上帝呀！上帝在哪里？”威塞尔的心灵深处，一个声音在回答：“上帝在哪里？就在那儿——吊在绞刑架上……”
对威塞尔来说，尼采的呼声几乎就是活生生的现实：上帝死了！带来爱、温暖和安慰的上帝消失了，永远消失在人类大屠杀的烟霾中。
埃利・威塞尔所著《夜》（网络图片）
“我不再沉默”
1945年4月10日，历史的车轮开始逆转，第一辆美国坦克开到了布肯瓦德集中营大门口。幸存的2000名囚徒得救了，已经六天滴水未进的威塞尔被送上一辆满载孤儿的列车，获得了法国儿童救助慈善机构收养。威塞尔的两个姐姐也幸存了下来，被送往法国的孤儿院。
威塞尔19岁开始从事记者工作，同时在唱诗班教授希伯来语。1949年，他作为法国《方舟报》的特派记者前往以色列，后来被以色列《新消息报》聘为驻巴黎国际通讯员。
在二战结束的头10年，威塞尔一直把这段痛苦的往事深埋在心底。后来，在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鼓励下，他用意第绪语写下了长达900页的自传体回忆录《而世界依然缄默》，之后，他用法语创作了这本回忆录的缩减版，并命名为《夜》。但当时沉重的主题并未获得广泛关注，直到威塞尔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一同接受电视访谈时，才终于获得关注。曾受冷落的《夜》在西方一再重印，最终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出了上千万册。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57部关于大屠杀记忆的著作。
他还在纽约开始关于大屠杀的系列讲座，演讲总是座无虚席；为苏联的犹太人书写“个人报告”，批评禁止犹太人移民的政策；推动筹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还把自己和父母曾住过的房子建成了一座博物馆。
面对权力，威塞尔也毫无怯色。1985年，他为阻止里根访问有党卫军成员埋葬的比特堡德国烈士陵园，曾公开批评说：“总统先生，那里不是你该去的地方，你应与遭受纳粹迫害的人站在一起。”
“面对邪恶，我们必须干涉”
1986年，威塞尔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任诺奖主席阿尔维克称他为“从死亡集中营深渊中走出的人类信使，传递着互爱和救赎的信息”。同年，他与妻子建立了埃利・威塞尔基金会，致力于维护世界各地受难者和受压迫者的权益。
事实上，自从《夜》出版后，威塞尔从未停止为受苦受难的人发声。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发生恐怖的血洗事件，大约200万人在短短几年内被红色高棉屠杀。1980年，威塞尔以个人的名义前往柬埔寨探访难民营，看到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群众，他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纳粹集中营，让他痛心不已，“这种事情如此轻易地重演了，这证明世界根本没有反思，或者根本不想反思。”
威塞尔反对冷漠的呼声渐渐延伸至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的行动，他说，“中立帮助压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鼓励折磨者，而非受折磨者。有时我们必须干涉。”
1993年，他呼吁克林顿政府和北约采取军事行动，阻止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2003年，他以防止新的慕尼黑、不对邪恶势力妥协绥靖的名义，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2006年，他联络6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小布什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委任一名特使处理苏丹达尔富尔危机；2012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门广告，敦促美国政府干预叙利亚危机，阻止那里的大屠杀。
威塞尔积极干预的事件还有很多：非洲饥荒和种族灭绝、南非种族隔离、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争、解救阿根廷的政治犯……他一生致力于和邪恶作斗争，在人性的暗黑中寻找光亮，被赞誉为“世界的良知”。
不过，也有人指责他挥舞道德和人权的大棒，干涉别国内政。尤其是他在巴以冲突中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被人所诟病。持自由派立场的著名记者马克斯・布鲁门撒尔，曾抨击威塞尔“从战争的受害者变成了战争的支持者”。还有人指责他的道德想象从未临到巴勒斯坦人，甚至批判他有种族主义倾向。
大屠杀记忆奠定了威塞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基调，使他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劫难高度敏感。身为犹太人，威塞尔或许在对待以色列的立场上过于偏执。但总体而言，他的所作所为具有道义上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干净彻底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以及其它一切专制独裁、践踏人权、奴役人民、漠视生命、扼杀自由的邪恶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