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古人从未停止这个问题的思索。（图片来源：Adobe stock）
茫茫宇宙，我们从何而来，古人从未停止这个问题的思索。越到近代，科学家越感到沮丧，觉得想一想都不是明智之举。英国科学家霍伊尔将他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回答这个问题上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来解决宇宙起源之谜。上世纪40年代，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逗留时，以他的恒星能量因核聚变原理，猜测他的同行可能在研制原子武器，这种武器挤压核爆炸而产生巨大能量。
事实果然不差，回国后，他发现超新星中的温度可能达到数十亿摄氏度。继而他在核物理学家加莫夫宇宙大爆炸理论上又跨出关键一步，他认为因恒星的热度持续了亿万年，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产生创造元素所需的特殊反应。那就是碳的同位素c-12的精确共振，生命的存在即因了这种共振。他向人证明，“连一杯普通的水中都含有大爆炸的遗留物氢和亿万年后在红巨星、超新星爆发中产生的氧。总之，正如歌中唱到：我们都是星尘。关于我们从何而来这个简单又最复杂的问题，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贡献。”
古人仿徨山泽，仰天叹息，往往也生出此终极思索。“往古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楚辞补注）而《列子》有云“殷汤问于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自无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古人也真个实在，他们隐隐约约对世界的起源、自身从何而来有所感知，但又不能做恰当的说明。不过他们所具有的隐忧──人生的挫折感、孤单感也正在这里，一种悲剧性的自觉。所以要发出“天问”，其中又包含人事，人事的纠结与起源的灰暗不明，更加深了他们的叹惋。
除专业科学家以外，古人反较今人认识宇宙与自身的处境更为深刻。这当然不是说古人的知识信息多过现代人，但他们的智慧得大自然的襄助，为其切近的一分子，从而疏离感较少以至于无。故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金刚经则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李煜的心声也是“会思考的芦苇”的共同心曲：“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钱钟书先生说苏东坡的诗文用典波卷澜翻，绝少重复，但人生如梦这个意思，他却一用再用，不厌其烦。
现代最新近科学研究表明，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4.3光年，即40万亿公里，也即光速单程一趟也要４年多，而目前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130亿光年，宇宙的浩瀚，连想一想都会令思维生畏。但经典物理学的相对论又证明，宇宙的时空是可以改变的。当物体运动接近光速时，其他的物理条件就会发生变化，深夜就会为不可思议之境所取代，这时物质的重量趋向无限大，而时间则趋向无限慢，也即时空变形缩小，换句话说，人类可以用提高速度之法，来控制生命进程：加密和拉长。唐人诗谓“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这一类句子，举不胜举。钱钟书先生赞扬《西游记》中“天上一日，人间一年”的说法有“至理”，乃因其与现代科学发现不谋而合。
这并非古人的悲观厌世，而是他们与大自然的密切融汇，所产生的深刻的宇宙意识，刘知几这样的大史学家，对司马迁还不大了解而有微词，乃因太史公常常将“天命”挂在笔端，常常抱持一种“阴德报应”的推命委运的人生观。那当然不是迷信，而是司马迁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矛盾有透彻的感知，并由此抒发其不平之愤的运笔方式。这一点，也令其笔墨自具一种哲学的深度。自然，在宇宙大悲情的笼盖之下，文学不停挖掘生命中短暂的喜悦，以期突破苦闷和难堪，此亦即是生命传承不灭的因由。
自宇宙大爆炸之说为科学界正式接受以来，今人不得不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也终将有一个结束的期限。它来自于“无”，也终将回归于“无”。这个过程中，它也处在无尽的消磨之中。其根据来自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总是由热到冷，对于任何物理系统皆然。宇宙一旦到达热动平衡状态，就完全死亡，万劫不复，这种情形被称为“热寂”。古人所谓“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李白）“所惜光阴去似飞”（晏殊），“易失者时，不再者年”，都冥冥中指向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热寂。这和楚辞、列子中关于太始、古初时分的认识，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见古人先天的敏锐，是何等的有力。曹孟德、王右军、李太白、杜工部、苏东坡──这些前贤硕彦，每当欢宴之际，或登临山川、俯仰古今之时，往往低徊慨叹，情溢于词，遣词深异无以复加，词句饱含悱恻缠绵之致，其内蕴和背景，直指宇宙命运之心源，反复流连，悲感凄切，缭绕挥之不去的忧郁，蒙络着一种由深深的挫折感引发的莫可奈何的心情，成为潜在永久的主题。
这种风景与悲慨的互动关系，来自于万法皆幻的感悟，“我们都是星尘”，结论宿命地跟现代物理学不谋而合。如此溟漠无尽的宇宙悲剧意识，才真正是文艺的永恒主题，也是永恒难题，其思索的深广，与人类的生存同在，在漫长的单位时间内，它不会事过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