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网络图片）
在中国大陆，只要是初中生，都应该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过，你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并不全面。比如，教科书告诉我们：“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当人们对比当局刻意封存的史料，问题就来了，是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还是自诩革命的中共先背叛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背叛国民党？
大陆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当游行队伍走到宝山路时，蒋介石令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蒋介石既没有下命令，游行队伍也并非都是工人群众，更非个个手无寸铁，走在最前面的工人纠察队竟然还“保持了相当的武装”！
假设今天一群人拿枪气势汹汹去军警机关游行示威，当局会作何反应？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各种史料，来尽量还原“四一二”前前后后的历史全貌。
1、国共合作，是国共双方的权宜之计，合是暂时的，分是必然的
后人读到的历史是被阉割的历史，是为党派之争编造出的谎言。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钱文军说：不存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这回事。无论怎样查寻，孙中山从来没有“三大政策”之类鸟叫，它是孙死后中共从他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说过“联俄”、“容共”乃至“扶助农工”归纳、扭曲、抽象出来的。孙中山还说过“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中山不赞同共产革命的一套，为何要“联俄”、“容共”呢？孙中山搞共和四处碰壁，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奉行“有奶便是娘”的策略。“联俄”是为了获取苏俄的援助，苏俄是共产党政权，那么他必须“容共”。所以说，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广州军政部门担任一定的职务，只是一时的策略。
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殊不知，共产党也在算计国民党。
我们必须明确，经列宁“创立”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要“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专政的新政权”。这句简缩之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所以，北伐战争（当时叫大革命），尽管打垮了北洋政府，政权却落到国民党手中，共产党没坐江山，也不算革命成功。所以要继续革命，夺国民党的权，让共产党真正掌权。
2、共产党计划全面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大权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不久，中共就开始抓军权的行动。周恩来自莫斯科返国，随即遵命建立了广东区委军事部，自兼部长，开中共军事工作先河；随即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就按照苏俄顾问的部署，大批吸纳和发展中共党、团员。先是苏俄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说服孙中山建立大本营铁甲车队，以苏俄首批援助的两辆铁甲车作为核心装备；接着，仍由加伦向孙中山提议，对该队进行改组，由周恩来主持；周随即从黄埔军校抽调一批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编入铁甲车队，其正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政治教官皆为中共党员。“铁甲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活动安排，经与苏联顾问商量，一般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和周恩来决定。所以，铁甲车队名义上隶属大元帅府，实际上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密档新论》，P153）
到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中大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一军中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个是共产党员。”
北伐战争是中共掌控军事的迅速发展期，“如广东区委军委由周恩来主持领导扩大黄埔军校支部为特别支部，成立了由恽代英任书记的中共‘党团’加强了领导；在师生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并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师；在叶挺独立团内成立了中共总支部，团、营及多数连、排长均是共产党员；指派聂荣臻为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行动，掌握军内中共组织与党员情况。通过派中共党员担任北伐军各军、师、团任国民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等做政治工作，在北伐过程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随着北伐军扩编部队，叶挺独立团为基干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中央军事部及各区军委的组织领导深入工作，党在北伐过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军队，才能在大革命失败后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时有了基干力量。”（《考实》，P16）
3、北伐军在前面卖命，共产党在后面革命
尽管共产党人大量向北伐军渗透，但是大部队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他们才是北伐的主力，功勋卓著。北伐军打到哪里，共产党就把革命之火烧到哪里。
由于长期的愚民教育，“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崇高而神圣的。其实，“革命”本是一个中性词，即激烈或颠覆性的变革。既然如此激烈，又带有颠覆性，必然会引发社会大动荡。国民党在军事获胜后希望稳定，而共产党希望社会大动荡，大动荡有利于他们夺权。
共产党跟在北伐军后面烧革命之火，是通过“扶助工农”进行的，为他们以后建立政权打下民心基础。
“扶助工农”绝非孙中山的本意，孙中山革命筹款主要依靠富人：华侨或资本家。“扶助工农”是孙中山讨好苏俄的权宜之计。这个权宜之计，却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法宝。共产党政权自称是工农政权，其实就是依靠并利用工农建立的党政权。
4、依靠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工人要做贵族
工人运动早在北伐之前就在进行：组织工会、领导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等。暴力冲突也时有发生。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透露，其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鲍罗廷，甚至提出了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
要发动那些老实本分、善良纯朴、循规蹈矩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并不容易。这些底层民众，本有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天理人情”，对地主、资本家等相对富有者“造反”，首先意味着在自己心灵中完成对那些“天理人情”的摧毁，而这当然不可能没有心理上的障碍。痞子、流氓则不同，他们本就不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多少因此而形成的障碍，发动他们“造反”也就容易得多。用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话来说，他们的“积极性”要比那些惯常的“良民”、“顺民”大得多，同时，他们“革命”起来，也胆子大、步子快，敢打敢杀、敢抢敢夺。有这样一些人行动起来，就能够让那些“良民”、“顺民”起而仿效。尤其是当本来的“良民”、“顺民”看到这类痞子、流氓在“造反”中腰包鼓胀起来、脸上红胖起来、腰板挺直起来了，难免生出羡慕之心。“学坏容易学好难”，是人性之常。“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场合特别适用。
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所说的赣州店员工会的情况，就颇能说明当时的工人运动到了何种程度。看这个店员工会的章程，今天的工人也会瞠目结舌。章程规定：“凡本会会员每日工作时间应自上午9时起至下午5时止，休息时间店主不得过问。”原来早就要求“朝九晚五”了！章程规定：店员“休假当与各机关同，春节并应放假半月”。今天，春节的法定假期也只是三天，那时候就要求放半个月，是今天的五倍呢！章程规定：“每年还应准假3个月以探亲，外省店员则应准假4个月，最长者可达5个月。”“店员不愿回家者，此期间工资还应照原工资加倍发放。”“在店供职满一年者还应分享该店全年利润十分之二的分红。”章程还规定：“凡本会会员月薪还应增加3至4倍，原有月薪不足20元者应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应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等。”当时，100元的工资，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非常高的高薪！通常只有洋行与公司的高级职员才能拿到。
这个章程若真的实现，今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会嫉妒不已，都会梦想着在20年代的中国江西赣州当一个店员——当然，结果是再坚挺的店铺，也会很快垮掉。不会有人想做老板，再不会有人投资办厂开店。
提出异想天开要求的，当然不止是赣州的店员，北伐最先拿下的两个省，湖南、江西的工人店员中的“积极份子”提出的奢求，一点也不比赣州的店员逊色！
千万别以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纵容工人实现“贵族”的梦想。实现贵族梦想的是打江山的领导层，号称“红色贵族”，所谓工农翻身做主人，你懂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人在新政权下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举行罢工，遭到布尔什维克的无情镇压。
5、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更令人胆战心寒！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从正面肯定那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虽然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经过多次修改，仍能看到为当时的农民运动作了种种辩护。这份“考察报告”是这样评论湖南农民运动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民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里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那时，国民党内对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大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中共上层也有对之忧心忡忡者，于是毛泽东便奉命回湖南“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写了这样一篇赞美农民运动的“报告”。
“报告”既然一心为农民运动申辩，当然就不可能把农民运动的“过分”之处说得很充分，但我们仍能感到其时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如何波澜壮阔、如火如荼。农民斗争、打击、掠夺的对象是“土豪劣绅”，但当时湖南农民运动中又流行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有点田产的都是“土豪”，穿长袍马褂者即为“劣绅”（《湖南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39页），都在斗、打、掠之列。毛的“报告”中说到“杀猪出谷”，意思就是冲进“土豪劣绅”家中，将猪呀鸡呀杀了吃掉，将粮食都抢走。“杀猪出谷”是运动起来的农民常用的方式。“考察报告”说到了农民“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但没有说到的是“革命农民”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时，还有些别的举动——湖南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程学敬，后来撰文说那时“革命农民”在捉人游乡时，还会剪掉他的胡须，满脸抹上黑灰。至于“五花大绑”，更是理所当然了。既然“一切权力归农会”，那从杀猪、出谷、游乡发展到杀头，就是很自然的事。很快，捕杀“土豪劣绅”的事就频频发生，还要把“土豪劣绅”的祖坟挖掉，目的是破坏风水、斩草除根。
农民不但杀猪，还要杀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没有讳言这一点：“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
6、共产党在后方捣乱，蒋介石头痛不已
这些行为不可能不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同时，国民党认为这直接妨害着正在进行的北伐。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说得明白：“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既须要按照孙中山遗嘱，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法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北伐军在那里拚杀，后援却成大问题，这应该是当时令蒋介石十分烦心的事。
农村的乱局，也会给税收带来冲击。在那时，或许农村动乱对政府财政的影响更大。中共元老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到了这方面的情形：“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97～98页）
影响北伐军军心的，不仅是后援问题。李宗仁北伐时任第七军军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49页）自己在前方与北洋军阀浴血奋战，父母亲友却在家中遭受凌辱、迫害，心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强烈的“愤懑”。这严重影响着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北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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