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30多个大学城公开焚书，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如出一辙。（网络图片）
1933年5月10日，在纳粹德国的30多个大学城，同时上演了现代西方文化史上令人震惊的野蛮一幕：公开焚书。
最具代表性的是柏林。当晚午夜，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精心策划和授意下，在纳粹德国大学生联盟的具体组织下，5千名狂热的纳粹学生们手持火把，把他们从书店、公共图书馆收缴来的两万多本“体现非德意志精神”的图书，装车运到了位于柏林歌剧院和柏林大学之间的广场上，然后点火焚毁。其中不乏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他们中不仅包括了德国作家汤玛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瓦尔特･腊思瑙、亚伯特･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而且还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Ｈ･Ｇ･威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亚瑟･施尼茨勒、佛洛德、纪德、左拉、普劳斯特等欧美著名作家。一时间火光冲天，烈焰滚滚，气流不断卷起火堆中的灰烬，洋洋洒洒地飘向远方。每当一些书被扔进火里，在场的学生们都会欢呼一番。
据《纽约时报》记者弗里德里克･K･伯查尔报导，在现场围观的有4万人。为了煽起热情，当一批又一批的书被扔进火里时，一个学生鼓动者开始点书的作者名字：“西格蒙德･佛洛德，歪曲我们的历史，诋毁历史上的伟人。”人群欢呼着。“埃米尔･路德维希，进行文学欺骗和背叛德国！”更高的欢呼声！
接着是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她的罪名是“贬低德国文字和德意志的最高爱国理想”。已故的卢森堡《日报》戏剧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克尔被谴责为“不诚实的文学投机者”；《日报》的原编辑希欧多尔･澳尔夫和《沃思日报》原编辑乔治･伯恩哈特的罪名是反对德国。……
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戈培尔向在场的学生讲了话。他说，“犹太人的唯理智论已经死亡。国家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德意志民族再一次能用自己的思想表现自己。眼前这些熊熊大火不仅仅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 它们也照亮了新的时代。年轻人们第一次有这样的权力来清除旧时代的产物。如果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所发生的这一切，那么让他们明白，我们年轻人已经这样做了。旧的东西在烈火中消亡，新的事物将在我们心中的火焰里诞生。”
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德国城市的大学城里，也纷纷举行了同样的焚书仪式。用当时一份学生宣言中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戈培尔说得一点没错，焚书的火光确实“照亮了新时代”，只不过并不是一个文化自由发展的“新时代”，而是一个精神暴行和文化专制登场的“新时代”。
焚书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为了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让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忠实地为自己服务，纳粹法律明确规定，“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里。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为此，从1933年9月22日起，纳粹当局就设立了全国性的德国文化协会。该协会下辖美术协会、音乐协会、戏剧协会、文学协会、新闻协会、广播协会和电影协会共7个协会。凡是吃文化饭的德国人，不论你干的是哪一行，也不管你情不情愿，当年都必须加入这些协会。对于文化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它们的决定和指示就是法律，它们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从而剥夺那些不愿死心塌地为纳粹卖命的文化人的生计。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几乎所有在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当年都在著名作家汤玛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了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就是被迫保持缄默。与之伴随的，是上千种书籍被禁止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许多新书被禁止出版。不仅如此，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在音乐界，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德国浪漫乐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孟德尔松，德国第一流的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等。在戏剧界，包括著名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在内的所有犹太籍的导演和演员都移居国外了。美术界的情况同样糟糕。因为希特勒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所以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尔曼”艺术。约有6500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卡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行业的每一个方面，因此，电影像其他艺术种类一样，也成了宣传纳粹思想的工具。市场上充斥的是大量粗制滥造的纳粹电影，除此之外，只有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被允许上映。
同样的精神暴行和文化专制也在共产国家上演着。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苏共提出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人们遭到毒害。“清除环境”的第一步就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为此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当时“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同时还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从此“‘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即使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
从1920年起，苏联开始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国营出版社获得政府授权，可以检查“不洁”的书稿，以免漏网排印。1922年6月6日，国家文学与出版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拟定了一份禁书名单，起初只是列出不宜公开的禁书，后来则包含所有公众不宜的出版物。1923年，国家剧码管理总局成立，负责审查所有上演的戏剧作品。1936年，以上两局直接听命于苏共中央，苏联各地并设立相类的地区机构。截止1939年，苏联的文化审查机关已有六千多名雇员。
“荣登”黑名单的禁书，无论本国还是外国作品，都一概没收，交与NKVD（即人民内务委员会）封存。若禁书印数太多，就大量销毁。1938与1939年间，就查禁了16453册，超过2400万本“有害书籍”化为纸浆。不独如此，审查官还深入各个图书馆，仔细翻检各类书籍，用墨水将被贬黜或失宠的人名抹去。
领袖像是审查重点。印在纸上的史达林像，必须对着光线详察，免得背面重叠了亵渎内容。1937年12月，有位审查官写信到莫斯科，说某份小册子的领袖像，其衣袖处有墨索里尼的影子，而希特勒的大名，竟然隐隐约约横跨伟大领袖的胸膛。
文化界和学术界与国外的交往也被终止，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直到1980年代末，苏联史学家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资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苏共中央组织局还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剔除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份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无独有偶，196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官方给文化带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在《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社论中，对这种“在空前未有的广阔规模上发动的对旧世界、旧思想的批判”，错误地美化为“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说什么“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号召“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认为经过空前广大的批判运动，“一个七亿人民尽舜尧的伟大新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了”。动听的预言，狂热的煽动，疯狂的野蛮的破坏，带来的是泪水横溢、血迹斑斑！
1966年6月1日，文革大幕刚拉开，中央文革小组长陈伯达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此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提法，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 为了积极回应党的号召，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紧接着，红卫兵们以砸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的象征与物品都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导了北京红卫兵的这一“伟大功勋”。次日，人民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称赞红卫兵的这一行动《好得很！》。
这之后，在中央文革的大力煽动与支持下，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犹如一场熊熊大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在这场来势凶猛的红色狂潮中，红卫兵不仅肆无忌惮的批斗打人，而且辱圣人，谤神佛，砸孔庙，焚古书，把中华5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和习俗当作“四旧”予以无情地破除和毁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纷纷在火堆中消失，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的浓烟中化为灰烬。损失最惨重的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曲阜。在来势凶猛的“破四旧”运动中，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当地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席卷和扫荡，文化领域一片萧瑟凋零，成千上万的文学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到头来，十亿中国人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几本书可看。八个样板戏就是被江青树为样板的八个现代题材的戏剧。
陈伯达叫嚣，“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可见这些“共产党人”对文化的敌意之大。纳粹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斯･约斯特声称，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可见纳粹对文化的仇恨之深。
这样的“党人”掌了权，不论哪个国家都不会有文化，只有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