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水变油”的惊天骗局。（网络图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因为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官场，年少轻狂又不懂规矩，说话就没有分寸，但因为我偶尔在《经济日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一些经济论文，领导与同事们送给我一个“秀才”的绰号。大约是1992年9、10月间的某一天，司长找我，很神秘地跟我说：“秀才，你研究生不是学化学的么？水变油听说过没有？”我说：“这个是我专业呀，水变油是绝对不可能的。”司长说：“你下午跟我去看一个实验，只许看不许说。这是国家重大机密项目，嘴巴千万不要像平时一样管不住！”
下午1点我跟司长一起登上一辆部里的中巴，我跟司长坐好没几分钟，看到部长和一位副部长在秘书陪同下一同登车，我再傻也知道接下来的活动非同小可。我问司长：“我们去哪里？”司长说：“不知道，不要打听。”
车子上挂有一块写着“警备”字样的牌子，司机打着警灯，一路风驰电掣般驶往市郊，很快我就看到了京津塘高速入口的字样，而且道路两边站着全副武装的军人和负责交通管制的警车，入口处竖着一块写着“临时军事管制区”四个醒目大字的木板。一上高速，我发现京津塘高速右边车道被完全封闭了起来。陆续有挂着同样“警备”字样的车子和部队的军车驶来，全部停靠在入口处的路边。
下车后，我老老实实地跟着司长。司长把我带到一位领导面前，说：“严司长，我们这位秀才是学化学的研究生，我把他带来了，要不要让他给你当临时助手。”这位严司长看也没看我一眼，跟我司长说：“这位发明人脾气十分古怪，他的发明也不是一般理论可以解释得了的，千万不要问他任何问题。要是他心情不好，说不定不做实验，立马走人的。”我赶紧说：“水变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严司长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对我司长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没空。”转身就走。司长说：“看完实验就原车回去，我看不懂，到那边陪部长去，你自己去看吧。”
我满眼望去，全是军人与西装革履的领导，他们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聊天，根本没有看到想像中的设备、仪器，心想这样的科学实验根本不就是笑话么。水变油实验应该由清华大学和中科院这样的专业机构来鉴定，让一帮领导能看出什么名堂？！由于我坚信所谓水变油实验就是骗局，加之刚才受到严司长的冷落，决定以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让这个实验闹出点笑话来（要是放在今天送我一百个胆也不敢！）。
突然听见有人喊，王芳同志到了，实验准备好马上开始。我好奇地问旁边一位秘书模样的人：“王芳同志是谁？”他说：“国务委员、原公安部长。”我又客气地问：“您知道这位发明家的名字么？”他说：“叫王洪成。”我问：“您是哪个单位的？”他说：“国防科工委。”然后微笑着快步离开了。
我看到严司长急匆匆地跑向一位中年男子，他手上拿着一个装着绿色液体的瓶子，旁边有三台军用吉普车在高速路中间一字排开，地上有许多容量10公斤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液体。我想这个神秘、伟大的发明人王洪成应该就是那位中年男子了。
与我们通常见到的老百姓看稀奇围得水泄不通相比，当时的情境很是奇特：王洪成周围始终只有两、三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围观者。大部分领导与军人甚至根本没有兴趣瞧他这边看一眼，都是三五成群地站着聊天。军人之中，我看到了二位挂中将军衔，五、六位挂少将军衔。
我不加思索地走向王洪成和他的实验现场。站在王洪成身边的有严司长、我和另外一位穿便服的年轻人，三位士兵，一位中尉军官。严司长当时充当王洪成的助手角色，三位士兵站在各自的车旁显然是汽车司机，中尉军官是三位士兵的领导，只有我和那位年轻人是看热闹的。
王洪成始终没有说话，只见他把手上装有绿色液体的小瓶子打开，随手向两个塑料桶中倒入几滴，左边和中间车子的士兵拿了发明人加入几滴液体的塑料桶进驾驶室，右边车子的士兵则拿了一桶没加入绿色液体的塑料桶进了驾驶室，我看见士兵们把一根连着汽车引擎的橡胶管插入塑料桶中。我明白了，他们正在做所谓对比实验。
王洪成交待士兵把左边与中间两部车子的引擎盖打开，把汽车发动机上的一个小部件取了下来随手丢在引擎盖内，从口袋里拿出同样形状的一个部件拧了上去，没动右边的车子。严司长问：“这里面装了催化剂？”发明人点了点头，然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严司长紧紧跟在发明人后面，快步离开。那位看热闹的年轻人也转身离开。
我一看机会来了！他们走出去几米远，我带着从容自信的语气对中间那台车子的士兵说：“对不起，请您把这个装有催化剂的部件换下来，把刚才的重新装上去，我们要做个对比实验。”士兵有点疑惑对看着我，我充满自信地说：“我是负责这个实验的技术人员。听我的好了，我们要做一个对比实验。”士兵大约看我说得自信又专业，没有任何犹豫，迅速换下王洪成装有所谓催化剂的部件交给我，然后把刚才换下来丢在一旁的原部件装了上去。我拿了王洪成那个装有“催化剂”的部件快步离开。三辆军车发动，然后并排匀速往天津方向开去。
半个多小时后，用作试验的三辆吉普车驶了回来。只见严司长手中拿了一个农贸市场上老太太用来复秤的那种弹簧秤，逐个称量三辆吉普车上拿下来的塑料桶，大声报出称出的重量：“左边这辆车耗油2.2公斤”，“中间车子耗油1.6公斤”，“右边的车子耗油5公斤！”这个过程中，除了几位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靠前观看，一些领导随意站在几米远的地方聊天，更多的人自始至终就站在自己的车旁没有移动过，似乎对这个实验根本就漠不关心。只听见严司长激动地宣布：“实验非常成功，节油效果十分明显。”旁边有人立即算出：“左边车子节油50%多，中间车子节油近70%！太了不起了！！”
这时，我有意站在严司长旁边，用并不是很大的声音嘲讽地说：“这个实验根本不科学，中间车子的催化剂根本没有放进去，我刚才把它换下来了，现在还在我手里拿着呢。”同时，我高高扬起手中的所谓“催化剂”汽车部件。
现场一片死寂。严司长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声说道：“实验结束，请各位领导回城。”警笛响起，各人陆续登车离去。回来的路上，司长铁青着脸。车上鸦雀无声，空气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我主动找到司长说：“昨天那个实验被我戳穿了，对国家应该是件大好事呀。”司长说：“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了，部长什么也没说，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看司长没有再生气，就嬉皮笑脸地问：“司长，您相信水能变油么？”司长说：“我这是第二次看他的实验，一次他往一盆水里丢了一块石头，盆里的水就点燃了。”我说：“这个很容易做到的，电石就是这东西呀！”他又说：“那次我亲眼看到王洪成往汽油上加了大半瓶水，然后再加点他的催化剂一搅拌，水就变成油了，并且燃烧得一滴不剩。”我说：“这个更简单了，所有表面活性剂都能使油水混溶，汽油燃烧起来就把水份蒸发了。”司长说：“看来这东西我们门外汉不懂。记住，以后不要再跟任何人说起这事。这涉及国家重大机密。”我很不服气地说：“行。”
这事过了两、三个月，办公厅一位老乡看中了我会写文章，推荐我到办公厅值班室做秘书。各部委的值班室直通最高领导，秘书岗位十分重要，不但经常接触领导，而且大部分领导的专职秘书从中挑选（一年后我就如愿成了领导专职秘书），经人事司与机关党委考察谈话后，我调到办公厅值班室工作。一天深夜，轮我值班时，红机（保密电话）响起，对方让我记录：“国务院有关领导需了解王洪成水变油项目的进展情况，请尽快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于明日下午5时送国办某局某某同志。”
我做好记录后，特意在末尾空白处写道：“我是化学专业硕士，几个月前参加了王洪成在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水变油实验，我以人格担保，这绝对是一个骗局。以上判断，敬请领导参考。”
第二天一早，我刚刚办完交接，办公厅主任找我，说部长想问我水变油的问题。我受宠若惊。部长十分和蔼可亲，问我到部里工作了多久，何时调办公厅工作的，然后就说你简单谈一下水变油为何是骗局。部长说，水里有氢，氢是可以燃烧的，找到合适的催化剂，把气从水里分解出来，不就可以当燃料了么？我就跟他说，水里的氢与氧是化合状态的，不存在可燃烧的氢气，把水分子中的氢、氧分离，有电解、光催化、高温等许多办法，断开氢、氧的结合需要能量，而氢氧燃烧之后又结合成了水，这个过程按照能量守恒原理不产生任何能量，而是一种能量转换成另外一种能量。部长又问了他看到的王洪成演示的各种“不可思议”的水变油实验，我都一一做了科学的解释，并且保证可重复他的全部实验。不到一小时，部长说，看来这其中的确有些问题。
部长找我谈话后，我十分兴奋，顾不上休息，立即以“王一之”的笔名写了一篇《水变油，永远的神话》的文章，交给了国家物资部主管的《中国物资报》发表。我之所以交给《中国物资报》发表，是因为水变油项目由国家计委指定国家物资部燃料司具体负责，专职负责人就是前面提到了严司长。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我说，王洪成扬言要找人会会你。我说，他有种就放马过来！
又过了一个月，一天早上我正要办理值班交接时保密电话响起，对方称他是中央信访办的，自《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王洪成水变油的中国第五大发明后，中央信访办收到全国20多万专家、教授、高级工程师的来信，请求中央支持这项伟大的发明，能否请我部提供相关资料。我如实做好记录，最后唐突地说，我本人对此事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我可以把自己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提供给他参考。他犹豫了一下，说：“可以！”我立即通过保密电话（可兼传真用）将我发表的那篇文章传真了过去。
此后不久，1993年1月,国家物资部和公安部发文,明确不许宣传、参与王洪成的“水变油”活动。1993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罗秘书长开了办公会,发了一个“会议纪要”，宣布王洪成的“新型燃料”在鉴定之前不许宣传。此后王洪成基本失去公开诈骗的自由。过了半年，王洪成被抓。
我不能说王洪成的水变油的骗局被最终戳穿跟我有任何直接关系，我也不敢断定我是第一个在报刊上公开水变油的骗局，或者是最早向高层领导揭发这一骗局的人。但王洪成为反击我写的《水变油，永远的神话》文章，组织一帮人在报刊上公开吹嘘水变油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以及由于我当年少不更事，在政府内部核心违反官场常规，不断揭露水变油骗局的事实真相，使其失去了直接支持其工作的高层领导的信任，相信绝对是该骗局快速收场的两个重要原因。
多少年过去了，王洪成水变油骗局的迷雾被逐渐揭开，其创造的无数惊人记录让绝大多数科学骗子望尘莫及，许多教训至今值得国人同胞深切反思。这包括：
1、一个没读完小学四年级的文盲，声称拥有水变油的技术，足以推翻所有的物理学和化学常识，但中国从上到下深信不疑，且官方最权威媒体将之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密集炒作，一时震惊全世界（内参披露曾一度引起美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可见中国的媒体是多么不靠谱，中国从上到下的科学素质是多么不靠谱。
2、王洪成向国家计委领导提出交出配方的要官、要名、要钱的条件，国家计委不但专门立项支持，还专门给中央最高领导写了专门呈报。当时中央和国务院最高领导分别批示，只要王洪成交出配方，即提请全国人大成立副部级的国家新能源开发局，让王任局长（副部长级）。我看到过这份有两位中央领导亲笔批示的报告。两位领导都受到良好的正规高等教育，且均为名校理工科毕业生，且在那个十分重视知识的年代，中央各部委和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正规高等教育。但如此荒唐的事，还是骗取了最高领导人的相信。可见，在科学研究领域，并非最高领导拍板肯定或支持的事，就一定靠谱。
3、据严司长发在新华社《参考资料》中的一篇长文介绍，当时共有200多位省部级以上领导和军队少将以上将军观看了王洪成的水变油表演。可见政府和军队的大批高级干部在观摩王洪成表演时，绝大多数都是打酱油的；不排除少数内行领导看出了门道，甚至如我当场戳穿了骗局那样，基于官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潜规则，全都保持了沉默。因此，并非得到多少党政军高级领导的观摩，可以认定某项科技成果的可行性、科学性。
4、国家有关部门一路绿灯，破例为王办理了发明证书和专利证书；王从国防科工委取得大校军衔的军服与研究员工作证，受到军队24小时的特别保卫；王洪成先后从1984年到1993年近十年的诈骗，共造成当时4亿元人民币的巨大经济损失（以房价和生活指数作为参照，当年的4亿相当于现在的至少50多亿吧）。可见，任何未经权威科学机构按科学程序鉴定，而由政府全力支持的可颠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伟大科技成果，最终只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
5、在我向中央和媒体揭露王洪成骗局之后，可能王洪成意识到骗局有可能被戳穿，挺而走险，通过《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密集宣扬王洪成的水变油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在媒体密集炒作后，当时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共有20多万高级知识分子向中央信访办写信呼吁中央重视人才；中国最为著名的军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不仅主持了王洪成“水变油”发明成果鉴定会，校长和党委书记更联名10位教授上书最高权力层，保证水变油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995年5月全国科学大会时，他们又跑到会场散发鼓吹水变油的材料，结果国务委员宋健把他们撵走。这些事实证明，无论是媒体、科研单位还是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如果在科学问题上越出自己的知识边界，就可能因为盲目为科学骗子背书，不仅好心办成坏事，而且败坏自己的职业声誉。
6、王洪成于1996年被捕，最后被判10年的罪行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而不是诈骗罪，是因为王洪成的骗局牵涉太多的高官，让法律也不得不对他礼让三分——有诈骗的就有被骗的，中共政府不可能承认被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科学骗子，冒称“中国第五大发明”骗了几个亿，而且骗得那么多崇高的荣誉，因此无法以诈骗罪起诉。失职渎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永远高枕无忧，这也是为何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科学巨骗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7、中国之所以不时出现一些自称可以一举颠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科学神话，除了中共政府决策体制不透明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共从上到下急于超越世界的迫切愿望，以及媒体需要树立虚幻的伟大典型，来提升所谓民族自信心，凝聚社会动力。从改革开放前的亩产万斤、十万斤，到改革开放之后多起影响极为恶劣、损失极大巨大的科学巨骗，无不包含短时间内全面赶超世界急功近利的愿望。
实际上，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技技术领域，任何足以颠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伟大发明，一定是科技领域不断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
鉴于中共在几乎所有前沿科学领域均处于追赶、山寨的水平，任何声称足以颠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伟大发明，都必须打上一个重重的问号。任何轻浮与狂热的宣传，到头来只会像水变油、龙芯一号那样，成为举世闻名的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