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5月2日讯】上海学者朱学勤写道：“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在文革中，“造反”是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流行词。诚如朱学勤所说，在文革中，“造反”一词的含义确实和它的本义相去甚远。然而在当时，有那么多人起劲地用“造反”这个词，想必也有他们的道理。
在文革中，“造反”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1966年）贴出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据说本来的题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来改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早在6月5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国际时评《汉弗莱的哀叹》一文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段从未见过的黑体字（那意味着是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一查，这段话出自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诞辰大会上的讲话。红卫兵大喜过望，于是在“造反”二字上作文章，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张贴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为了捉弄当时派驻校园的工作组，他们故意不引用全句，也不注明这话是出自毛泽东。工作组果然上钩，立刻发动攻击：造反？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太反动了，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十天后，红卫兵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文章的一开头，工工整整地抄录了毛泽东那段语录。工作组一看顿时呆住了：毛主席的话如何反得？二十天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下《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然后，他们把这三篇文章托人送交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信中说：“你们在６月24日和７月４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随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三篇大字报全文刊出，于是，“造反”一词便风靡全国。
为什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造反”这个词那么感兴趣呢？因为他们觉得，“造反”这个词比过去一向用的“革命”一词还更能表达他们现在做的事情。“造反”一词的本义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是对现行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否定和破坏。其实，“革命”一词本来也是指对现行制度的反叛、否定与改变，只是经过共产党多年的误用滥用，“革命”的含义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许多语境下，“革命”非但没有反叛否定之意，简直成了反叛否定的反义词：“听党的话”就是革命，越听话就越革命－－这不是和“革命”一词的本义正好相反吗？因此，以“造反”取代“革命”或补充“革命”，至少是突出了反叛与否定的意味。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看来，他们的行为就是“犯上作乱”：他们反对校领导，反对工作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他们立志要搞垮现行的统治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秩序，这不是“作乱”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称为“造反”。在那时，校领导和工作组也认为红卫兵的言行是反动的，是反党，是反革命，换言之，校领导和工作组也认为红卫兵是在造反。红卫兵第一张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一出，工作组就洋洋得意地说：“这下子红卫兵的反动面目暴露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用“造反”这个词，确实有他们的道理。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无疑又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造反。按照红卫兵的解释：“今天我们讲造反，是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红卫兵的造反，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坚决贯彻最高指示，因此后来有人把这种造反称为“奉旨造反”。“奉旨造反”一语很传神，但似乎又自相矛盾。“造反”是以下犯上，“奉旨”却是以上制下，两者如何能结为一体呢？
是造反必无旨意，是奉旨则非造反。然而在文革中，却好像实现了这种矛盾的结合。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出了造反的圣旨，下面的群众积极响应。这是“奉旨”。但圣旨本身是抽象的、笼统的，它并没有明确地、具体地告诉人们谁该反什么该反、谁不该反什么不该反；下面的群众在造反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这就是说，群众在每一次具体的造反行动即“犯上”行动中又是没有圣旨的，因而它确乎又像是“造反”。
一方面，我们被教导说，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我们又被教导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反对。这样，当我反对某一个具体的党组织领导人（例如校长或工作组组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时，我就处在一种很不安全的境地：如果这个领导被裁定为错误的领导，那么我的行为就是了不起的革命行为；如果这个领导被裁定为正确的领导即代表党的领导，我的行为就成了反革命。那么，谁是权威的裁决者呢？当然，是毛主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接下来，也可以是上级领导，也就是比你反对的那个领导更高的领导；最后，也可以是你反对的那个领导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在造反运动初期，造反者总是要急切地要求他们造反的对象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如果对方不承认，他们就要“上访”，找更高的领导乃至找中央，因为他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行动得不到权威的承认，他们就会被打成“反动”、“反革命”；而一旦得到权威的承认，那就是决定性的胜利。
记得当年造反派开大会呼口号，有几条口号是专门针对保守派群众的，其中一条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条口号的政策性很强，很正规，很正统，因而很流行；但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便觉得它太温和，不来劲，不过瘾，因此，他们又发明了几条更激烈、更凶猛的口号，例如“保皇有罪，罪该万死”——这分明是否认保守派“受蒙蔽无罪”；不过有趣的是，许多人常常是两条口号一起呼，一点不觉得自相矛盾。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口号就是口号，要紧的是能打动人心，用不着逻辑严谨。当然，他们对这番道理多半并没有自觉的领悟。他们只是在宣泄情绪，实行吓人战术。
还有一条口号更有意思，叫“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在1967年1月，我和同学们步行串联，途中参加了一场某县农民的批判会。会上，群众一再高呼这条口号“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初听之下，我觉得像小孩吵架回嘴。保守派不是老说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吗？如今造反派则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你们说我们是右派，你们才是右派呐。再一回味，我发现其中有股不平之气。提出这条口号的造反派大概是意识到，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垒中，造反派的地位更脆弱。倘若保守派得胜，造反派就会被打成右派，划为敌我矛盾；但倘若造反派得胜，保守派被定性为保守派，保守派还是会算成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保守只是错误不是罪名。保守派赢得起也输得起，造反派赢得起却输不起。所以，造反派感到不满意，还感到不安全。
为什么当“老保”比造反更安全、更保险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保守派之为保守派，就在于他们更遵循共产党传统的组织原则，努力维护上级领导的权威。过去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流传一句话：“宁犯政治错误，莫犯组织错误。”这就是说，当你认为上级领导是错误的时候，宁可跟着领导一块错，也不要为了坚持你心目中的正确而反对领导。遵循组织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免去了个人责任，或者说是把个人责任因而也就是个人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冲垮了传统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主张：“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但即便如此，维护上级领导仍然是一件风险更小的事情。就算你保错了，那只是认识问题。因为保守派也是唯毛主席党中央之命是从。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确表态或给出明确暗示的问题上，他们才会采取保的立场。一旦中央明确表态，保守派立刻转向。因此，保守派拥护党、保卫党的立场或曰动机总是很难否认的。“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相比之下，造反的风险就大多了，反错了便有反党反革命的嫌疑。即便到了造反大潮兴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凡当权派都可以批可以斗之时，不少人仍暗中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他们相信那些在造反的旗号下反对党的领导人的行为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十六条”不是也规定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吗？－－后来的事情大致也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