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延安时期利用一切机会邀请包括记者在内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并使用障眼术蒙骗美国人。（网络图片）
1937年冬天，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的副总指挥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毛泽东在延安与卡尔逊“一直谈到深夜”。卡尔逊回美国后，向罗斯福介绍了中共和毛的情况。还有那个据说与毛关系非同一般的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亦在西方发表了多篇宣传中共的文章，从而误导了西方政界乃至民众对中共的印象。
1938年2月，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毛泽东更是加紧了对美国的赞扬。1944年6月12日，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了一个谈话，其“关键词”就是不断地大谈“民主”，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毛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
当时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都发表了大量的赞美美国的社论、评论。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段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里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社论把延安与美国相连──“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这篇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党史通讯》于1983年披露了部分谈话内容。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称：“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愿冒险和美国发生摩擦，因而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西方记者的报导以及中共的高超宣传伎俩，使美国政府也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反而对其抱有好感，并在处理对华事务时要求蒋介石要联合中共抗日，好像中共不抗日是蒋的政策所致。1944年6月20日，受罗斯福的指派，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达重庆访问。华莱士在华期间，迫使蒋介石同意史迪威将军的建议，美军可以派观察组到延安。8月，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总统特使来中国。赫尔利先后在重庆和延安会见了蒋介石和毛泽东。但双方由于意见分歧，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除了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和谈外，美国还给中共提供了武器装备。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抗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25日，正是美国军用飞机将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等中共将领紧急从延安空运到东北、华北前线指挥部，这比美国空运国民党先遣人员还早一天。美国的这一失误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而直到1946年12月中共利用所谓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案掀起大规模反美浪潮后，美国政府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大错，可惜再全力支持国民党已经有些晚矣。美国政府就这样被中共玩了一把，但愿前车之鉴能让当今的美国总统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