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2日，议会大厦及其周边道路和威斯敏斯特地铁站处于封锁状态（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3月26日讯】3月22日英国议会大厦前恐袭事件发生后，伦敦警方于次日公布恐袭事件肇事者身份，是出生在英国、现年52岁的卡里德・马苏德（Khalid Masood），信奉伊斯兰教，几年前因为极端主义暴力活动曾受到英国当局调查。这次事件对英国打击不小，一是因为这是近年来首次发生于英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案；二是恐袭者竟然是出生于英国本土的公民。
欧洲安全威胁来自于外，也生于内
法国《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因为袭击者就是本土出生的穆二代与穆三代，加上后来的恐袭事件主角的情况也类似，法国只能非常不情愿地默认：法国同化穆斯林移民失败，在法国内部形成了与法国本土文化不相容的平行社会。2016年11月巴黎血案发生之后，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重新审视“文明的冲突”》等一系列文章警告法国：来自法国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胁，比其他国家更大。
其时，反思本土出生的穆斯林二、三代中产生的恐怖分子还未开始，欧洲各国刚开始意识到：混在难民中进入欧洲各国的恐怖分子成为欧洲的安全威胁。据英国《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2015年9月15日）报道，黎巴嫩教育部长伊利亚・波乌・萨博（Elias Bou Saab）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时透露，数千名ISIS极端分子混杂在难民营地里110万叙利亚难民中，在英国欢迎的2万名难民中，约有400名ISIS杀手，约每50名难民中就有一名恐怖组织的成员。即使是高调欢迎难民的德国，其媒体也开始担忧“欧洲面临移民危机带来的严重安全挑战”。德国之声在《难民政策的安全风险》（2016年8月30日）中称，据联邦刑侦局公布的消息，安全当局掌握了400多条有关难民中混杂伊斯兰恐怖组织成员或支持者的线索。当局今年8月为此展开了62项调查。伊斯兰分子对所谓巴尔干路线进行了研究并加以利用。比如涉嫌于2015年11月13日策划并制造巴黎袭击的阿尔及利亚人阿巴伍德（Abdelhamid Abaaoud）等两名凶手就是经过德国到巴黎的。但现在问题更复杂了，西方国家不得不面对本土出生成长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只是现在“房间里的大象”终于跑出来了。
西方国家那些投奔ISIS与留在本土的圣战士
维基百科辑录了媒体搜集的数据，指出ISIS除了众多原萨达姆・侯赛因旗下的失业军人，还有许多来自各国的武装人员加入，除突尼斯、沙特阿拉伯、约旦、土耳其、利比亚、摩洛哥、黎巴嫩、印尼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之外，还有不少来自西方国家的人，例如法国：2000；德国：700；英国：600；俄罗斯：2400；欧洲文明养育的穆斯林二、三代成了圣战士，意味着西方价值观在融合这个群体方面的失败。
2016年6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发生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伤亡事件，凶手名为奥马尔・萨迪奇・马丁（Omar Seddique Mateen），是1986年出生于美国的阿富汗裔美国人。2015年12月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赛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是一对归化美国已久、信仰伊斯兰教的夫妇，男子是任职于政府的公务员。2016年9月中旬纽约及新泽西连环爆炸案的嫌犯艾哈迈德・汗・拉哈米（Ahmad Khan Rahami），也是归化已久的阿富汗裔伊斯兰教徒。
虽然这些案件的嫌犯均称自己与ISIS有关，ISIS大多情况下也承认这些恐怖分子是自己的战士，但西方国家却出于政治偷懒，情愿将其归类于“孤狼行动”。德国已经开始难民遣返行动，尤其是在2016年柏林圣诞集市突尼斯人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制造恐袭事件之后，德国政府想将像阿姆里这样的伊斯兰主义危险分子和在德国犯了罪的突尼斯人遣返原籍，结果遭致突尼斯人的反对，1月8日，上千人在突尼斯市游行，反对德国遣返参加过圣战、逃亡到德国和犯了罪的突尼斯“难民”。示威者用德语打出标语：“安吉拉默克尔,，突尼斯不是德国的垃圾场”。（《突尼斯人反对极端分子返国》，2017年1月8日）万般无奈之下，德国只得开始用金钱打开遣返的通道。3月3号，默克尔访问突尼斯，付款2.5亿欧，跟突尼斯达成遣返协议，今后必须要离境的突尼斯人可以用每架最多25人的专机送回去。在此之前，默克尔答应给埃及5亿欧元，请埃及接收被遣返的埃及避难被拒者。（《难民交易：默克尔答应突尼斯2.5亿欧元》，2017年3月3日）。
遣返难民还有理由，但本土出生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却无处遣返，无论是深受困扰的法国，还是美国都未想过要将本土出生的伊斯兰恐怖分子遣返至其父母原籍国。不过默克尔总理做事永远出人意料，据德国之声3月22日报道，被警方认定在哥廷根策划恐怖袭击的两名男子在法庭败诉后将被遣送，这两名恐怖分子分别为阿尔及利亚人和尼日利亚人，都是在德国出生。
房间里的大象：宗教恐怖极权
由于人们对911恐怖袭击的认识非常分裂，西方左派（奥巴马代表的进步派）甚至将伊斯兰教视为弱势宗教，因而出现了该教事实上享有宗教特权的趋势。这一点导致西方主流对ISIS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不敢去深入剖析。
在ISIS初起之时，欧洲青年纷纷奔赴ISIS，媒体主流一度认为伊斯兰主义在欧洲流行的原因是穆斯林青年失业、贫穷、无法融入欧洲主流社会。无论是在《查理周刊》事件还是在11・13巴黎恐袭事件之后，这样的观点都是媒体第一反应的主旋律，也很符合西方左派们“压迫-反抗模式”的核心理论。
我曾在《媒体札记（2）：ISIS的意识形态之魅》一文中详细介绍过西方相关分析，有心者可以去检视旧文。文章指出，除了被认定的经济原因之外，还有从宗教中找原因的。但不少伊斯兰学者另有解释：穆斯林宗教主张集体主义，而西方价值观崇尚个人主义，这种差异，让欧洲的穆斯林青年二、三代在伊斯兰主义那里找到了归属感。有人评述说，“他们的驱动力并非所谓宗教狂热，却是“虚构的亲属关系”的归属感，即享受着兄弟会的照顾情谊，并且期望升入天堂后与战友继续保持兄弟关系。”
如今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实体，已经快要被剿灭，但是正如《黑暗帝国的死旗：ISIS意识形态研究》一文所说，西方那感人但脆弱的观点，即“你们有枪，我们有花”，根本无法对付ISIS：“事实上西方错了，ISIS最恐怖的不是他们的‘枪’，而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ISIS的宣传能力，是以往任何恐怖组织不能比拟的。即使西方联军能在肉体上消灭ISIS，也很难在思想上战胜黑暗帝国的蛊惑”，“因为实体政权对ISIS来讲毫无意义，ISIS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超越世俗，超越国家的。……宗教极端意识形态是ISIS的大地，互联网是ISIS的空气，政权之于ISIS，就像包装着游戏盘的包装壳，ISIS能够随时丢弃，然后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头，再度生根发芽”。
西方社会毕竟还有面对现实的勇者与先觉者。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布莱阿姆・桑赛尔（Boualem Sansal）出版新作《2084：世界的终结》（2084:The End of the World），他本人将这本书视为向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84》的致敬之作。据陶杰在书评中介绍，作者认为，宗教恐怖主义正在成为新的暴君极权。在中东许多国家，在欧洲出现的许多炸弹袭击，政治正确的妖风压制言论自由和常识思考，1984的恶梦，正在以新的形式威胁人类。桑赛尔的小说表达的政治观点，使他得罪了西方左派知识界和阿拉伯世界当中无数人；也因其说真话而赢得许多支持者。
英国政治家奈杰尔・保罗・法拉奇（Paul FarageNigel Farage）最近在推特上发表看法：我们没能阻止极端主义的成长，只因我们过于害怕被称为“种族主义者”（@Nigel_Farage：We haven't dealt with the growth of extremism because we're too afraid of being called racists.）。
如今，英国伦敦议会前的恐怖事件，在西方国家出生成长并接受西方教育者成为恐怖分子这头“房间里的大象”终于跑出来了。那种认为应该对当年殖民后果做出补偿因而拒绝正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左派政治正确观念，听起来似乎非常人性，但却对西方陷入恐怖主义威胁连生命安全都不保的困境毫无帮助。
（本文德文资料由德国网友野罂粟@WilderMohn女士翻译并核查，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