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再次见到难友方后高时，他已是七十有四的古稀老人了，半头的白发，满面沟壑，颀长的身躯也佝偻了。四十八年前我们同一生产队时的那位英俊少年，已经难觅踪影了。但当我们共同回忆起门口塘农场的艰难岁月时，我发现他依然是思路清晰，语言明快，还是少年时的愤世嫉俗和古道热肠。一别近半个世纪，我俩都老了，老人本该多说些欢乐的话题，免得再徒生许多伤悲。但是，我们毕竟是在那样非常时期结识的，他所在的无为县又是反右和饿死人时的重灾区，别看我们相聚时，正是春节将近，市场人欢马叫，处处是喜庆气象。但这表面的繁荣，依然掩盖不了当年运动连年，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有些人至今还生活在悲剧的阴影里，依然在痛苦里煎熬。
这次我是衔命而来，我要为我那本已出版的小书做一些订正，还要为一些基层小右派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做几分社会档案，给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供后人研究。后高兄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又古道热肠，对无为城乡情况都十分熟悉，是我这次无为行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他也乐以为之，我们的合作算正式开始了。决定以对话方式，我问他答，我只作如实的记录和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力争原汁原味。
茆：无为县虽说号称安徽第一大县，人口在百万以上，但偏居一角，交通闭塞。只靠几条等级不高的公路与外界联系，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突然声名大噪，为的是两件事：一是张恺帆解散食堂无为放粮，被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点名；一是三年困难时期，无为全县饿死人，在册的就有24万人，也有说是30万人的。您家世居无为，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方：虽说那时我已戴上右派帽子，和你一起在门口塘农场劳动了。但家乡饿死数十万人，是家乡人最刻骨铭心的心痛。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然说到饿死人，不能不感谢张恺帆省长，要不是他冒着丢官和坐牢的风险，毅然解散食堂，把口粮放还百姓，无为饿死人还会更多。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中，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芜湖地委书记杨明再到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推行一系列的极左措施：高指标，高征购，挖地三尺搜刮余粮，仅有的每日几两口粮，还集中在公共食堂里。再被大小干部和炊事员贪污侵吞，早已食不裹腹。随着劳动强度的加大，口粮日益减少，致使农民一批批饿死。张省长正是这时回到无为农村的。他的战友亲朋故旧，领着他一家家去看，不是有人饿死了，就是形容枯槁奄奄待毙的人，百姓们过了今天，还不知有没有明天，是一片的恐慌和绝望。死亡与挨饿的阴影，笼罩着这片原来是鱼米之乡的无为大地。张省长面对如此的人间悲剧，悲从心来，深感愧对乡亲。他当时虽说是省级高官，但只是个副职，无权改变这一切，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解散食堂，把社员自己的口粮，发还给社员，让社员自己按计划食用。起码可以少一层剥削和浪费，从此无为饿死人的事大为减少。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张恺帆无为放粮和解散食堂事件。所谓放粮也就是把百姓的仅能度命的口粮，发还百姓而已，有什么错？但和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什么“雷打不散的食堂”，什么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等宣传大相径庭。一时舆论哗然，直到惊动最高，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划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株连了一大片。可是在无为百姓眼中，张恺帆是为民造福的青天形象。现在历史的真面目，正在逐渐被揭开，无为放粮这件事应该尘埃落定了。
茆：这些情况我们都是熟悉的。我们那个农场所在地是广德县。宣（城）郎（溪）广（德）三县毗邻，都是重灾区，尤其是宣城，在册的饿死人数就达17万人。那里有个金保圩，良田千顷，旱涝保收。可是那年头竟有全村饿绝户的。相比之下，那时的广德县，因为邻近江苏和浙江两省。同样在三面红旗照耀下，江浙两省领导，没那么左，那里的伤害要轻得多。邻里之间，很多血亲相连，广德人多有受惠，所以死的人要少一点。比如邻近我们门口塘农场的浙江省牛头山煤矿，因为是能源基地，物质供应一直较好，很多广德难民在那儿讨得了一口残羹度命，也包括我们农场的难友，当然，也就是积点肥料和买一点议价粮而已。
方：受益的主要是你们赵家岗作业区的难友。那儿离赵家岗才三十多里地，你们去的又较早，开始矿上管得较松，你们积肥买高价粮都方便些。等到我们赶去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里到那儿有五十里山路，走到时因为连日挨饿，四肢无力已是累得半死，积肥又是下了死任务的，最低八十斤，别说积不到这么多，积到了也挑不动。我的中学老师就是饿死在积肥回家的路上。
茆：这件事我在农场时就听说了。他应该是你们罗家冲作业区第一个被饿死的人，您能说说他的情况吗？
方：他叫李信鹏，是我们无为一中的化学老师。浙江大学毕业的。无为县城很大，有十多万人口，比几个地级市所在地都大。一中规模也大，有好几千学生。教师队伍反右之前是很棒的，有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大学生个个是宝，可惜反右一场灾难之后，很多老师被打倒，从此一蹶不振了。
茆：都说你们师生关系很好，最困难的时候都是相互帮助的。特别是您，在那样人人自危的时刻，还不忘尊师的古训，真是难得。
方：别说了，往事真的不堪回首。我那里有您说的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其实我在无为一中读书时，可能未和李老师单独说过话。我当然认识他，他不一定记得我。李老师主要教高中部，我初中毕业考上芜湖农校就走了。毕业后回无为农业局工作，也没有和李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只是反右时共同罹难，又一起发配到这荒山沟来，又在一个生产队，当然就亲近起来。
茆：李老师我在总场卫生所时见过，瘦高个儿，斯斯文文的，虽说在干苦力活，但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一介书生模样。见到他时似乎总是在思索什么，像是话不多。看来批斗会的阴影，还在罩着他。他这么放不开，是很难熬过去的。
方：你见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在我们很熟悉的人群里，他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人是群居动物，不能没有交流的，交流就要说话，否则人会被憋死。他虽然话不多，但看问题很深刻也很尖锐，依他看，在完成物质领域的所谓改造之后，事实上就是国家或曰执政党，已把全国财富收入自己囊中。接着必然要搞思想整肃，使其行为合法化，不允许别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叽叽喳喳。执政者大权在握，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搞什么阳谋引蛇出洞，手段有些——怎么说呢，不高明吧！不该是大国元首所为。再说整肃应该是针对那些大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与我们这些教书的，有什么关系呢？整到你们这样的孩子们头上，更是荒唐！要遭报应的！当然他说得没这么直接，有些话也听不懂，懂了一点也不敢乱猜乱传，那是犯大忌的。我知道他这么说，是他经过久久思索，才在较亲近的人之间，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是一种宣泄，或一种自慰。但经李老师这么一说我的思想就要平静多了。他对我这么信任，我也很高兴。那时虽说他也才三十多岁，但体质瘦弱，从未干过农活。我才二十郎当岁，又是学农的，帮帮他责无旁贷。
茆：这样一位杰出人材，乃一地的宝贵财富。可惜盛年早夭。我在想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有思想善思考的人，怕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啥也不懂，稀里糊涂过一天算一天，日子好混些。
方：也不尽然，还要看小环境。李老师和我们一样，也是被斗倒斗臭之后，才放到农场来的。早已有了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虽说体力弱一点，一般性的劳动还是能坚持的。情绪也还稳定，要不是劳动强度愈来愈大，口粮日益减少，应该说他是能熬过这一关的。当然，有些农活他是做不下来了！
茆：举个例子。
方：比如有一次施肥，本来从猪场挑来的半稀不干的粪肥里，有猪粪尿，还有未沤烂的死猪，活蛆乱爬，恶臭难闻。舀这样的粪已是受大罪了。可是那个红眼睛黑牙齿黄胡子的梁队长，硬说用粪瓢是修正主义，偏要我们用双手捧！那还是人干的活吗？臭气近距离直冲脑门不说了，徒手伸进满是死猪烂肠子的粪桶里，大大小小的蛆虫，顺着手臂带着粪水，直往身上爬，能把人恶心死。我看到李老师直搓手，就是不敢往粪桶里伸，就轻声对他说，你蹲地上，就说肚子疼，你的任务我来完成。李老师总算逃过了这一劫。
茆：李老师最后还是死在挑粪的途中，终于没有逃过粪难！
方：那天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得是1959年深秋了，秋收结束了，按农业规律应该要进入冬闲季节。可是在继续更大跃进的口号摧逼下，劳动强度更大了。不问天晴天阴，每天每人要交100斤粪肥。而且要到牛头山矿区去挑优质的人粪肥。来回近一百里，还是去偷粪的，那里能说偷就偷得到！深秋夜长日短，那天刚亮，李老师他们十来人就出发了，天黑以后，才见到难友们陆续归队，积的都不多，多的也不过六七十斤。就这已经很难了，别说积不到，积到了也挑不动。骂就骂吧，批就批吧。李老师和我一个宿舍，出发的人眼见一个个回来，依然不见李老师的踪影，我心中十分不安，一个个问同去的人，都说李老师还在路上，积的肥很少，一路上都是担惊受怕的样子，步履蹒跚，有气无力在一步步往前挨。我听了十分着急，抱怨他怎么这样迂执，少点就少点嘛，批就批呗，还能把你吃了？话虽这么说，眼看小半夜了，还没有人影，我预感大事不好，急忙向作业区领导汇报，领导要我邀几个人一路查找。果然在张家大庙附近的路上，见到了已倒地而毙的李信鹏老师。陪伴他的只有一条扁担两只粪筐和筐里还在散发出的粪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