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伦春人（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1日讯】一六九二年，荷兰探险家Nicholas Witsen出版《东北鞑靼》，记录了西伯利亚地区通古斯原住民部落的生活，特别是部落中具有特殊身份的通神人士，这些人引领部落举行仪式祈求神灵医治疾患、驱逐邪魔、降福避灾。这些人叫做“萨满”。萨满举行的仪式，其神秘令西方人深深迷恋达三百年之久，由此陆续在世界各地包括新大陆发现和记载的类似仪式，都被学界统称为“萨满教”。中国东北黑龙江上游和大小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满、锡伯等民族生活的地区，就是西方学界最初发现萨满教的地方，是“萨满”这个概念的故乡。
三百年后，一九九四年，美国人类学家Richard Noll等人，趁着“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急欲改善对外形象的机会，获准进入黑龙江展开对萨满教的田野调查。他们非常幸运地在一个叫十八站的鄂伦春聚居地找到了一位萨满。为了避免外界再次惊扰他们所拜访考察的老人，他们将考察报告和论文按下不发表，直到二○○四年得知老人们都已去世后，才公布了考察过程，《孟金福：中国东北最后的鄂伦春萨满》。他们相信，他们记载的是这个地区最后一位萨满，从此以后，这里再也没有萨满了。
他们描述的鄂伦春人生活，我非常熟悉。一九六九年，我到黑龙江省爱珲县插队，在小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伦春人中生活了几年。我和几个鄂伦春人负责放牧公社的马群和牛群，和鄂伦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见证了这个弱小族群特殊文化形态的当代命运。
萨满沉寂的年代
鄂伦春被中国政府确认为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之一，五十年代初人口二千多人，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人口约四千人，我们那个屯子由几百个鄂伦春人组成，只有屈指可数外来鄂伦春化了的汉人，以及我们这些突然被送来的知识青年。根据二○一○年人口统计，全国鄂伦春人八千七百人，但是其中相当高的比例是混血后高度汉化的人。
鄂伦春人有自己的语言，没有书写文字。鄂伦春语是通古斯语的一支，和鄂温克族语言同属于北通古斯语。西方人类学家考察认为，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文化形态上非常接近，它们其实是不能划分成两个民族的。二○一○年人口统计，中国境内鄂温克族人口约三万余人。我下乡的时候听说，鄂伦春人是骑马的，而鄂温克人是使驭俗称“四不像”的驯鹿。其实骑马和使鹿并不是这两个族群的区别，而更多是区域性的差别，鄂伦春人也有使鹿的，只是使鹿的人生活在更北的地方。将这些人口很少且分散的人群划分为两个“民族”，其实是汉族外人在对他们很不了解的年代做出的十分随意的定性，和他们自己没有多少关系。
鄂伦春人以打猎为生，主要猎物是鹿科动物、野猪等。历史上，鄂伦春人以几个核心家庭组成一个扩大的家庭叫“乌力楞”，几个或十几个乌力楞形成一个类似部落的形态，叫做“莫空”。鄂伦春是游猎者，一个或几个乌力楞跟着猎物游走于森林山水之间。他们砍伐小桦树杆，交搭成圆锥状，上面覆盖桦树皮或?子皮，类似帐篷，这就是他们的居所，称为“撮罗子”。鄂伦春人也带我去看过山林里废弃了的房屋，都是用大树树干建造的木头房子或者靠坡坎半地下的“地窝子”，告诉我这是多少年前哪些家庭的住处。这说明他们也有半定居的生活形态，特别是在冬天。
除了马鞍，他们没有家具，日常器皿全部用桦树皮制作，非常轻便好用。他们用兽皮同“山外人”换取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如食盐、烟草、布匹、酒，其他一切都取自于大自然。他们的服装，夏天用棉布，其他季节是兽皮制作，式样即“旗袍”。我就是那时穿着兽皮旗袍骑着马，才知道旗袍其实就是北方骑马民族的服装，大襟、紧袖、立领和高开叉，这一切细节其实都是出于骑马的便利。
马和狗是鄂伦春人必不可少的生活依靠。鄂伦春猎人是可以持枪的，持有的是真正的步枪，二战时期的七九步枪或7.62步枪，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特殊待遇。子弹从公社武装部领取。上面偶尔会下达国家任务，比如限时上交若干新鲜熊掌等山珍，据说是国宴所需。那也是我吃得最好的几年，我们是顿顿有肉食的。肉要吃完的时候，他们天亮前骑着马出去，上午就能驮回一头猎物。那时候我年轻，能吃苦，很快就和鄂伦春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给我做皮旗袍，皮帽子，皮靴子。
我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正是文革中期。派我去牧马，因为公社需要有人给那一组放牧的鄂伦春人读报，读上级文件，读“农业学大寨”的宣传资料。我不认为我在那儿的几年里，这些外界政治玩意儿对他们有任何正面意义，他们用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他们无法理解的政治。那时候宗教是被批判的，虽然曾经学习过的新宪法里有宗教自由，但同时又在批判宗教迷信。鄂伦春人传统的自然神灵的观念和习俗，被认为是一种落后与愚昧。我和他们朝夕相处，形同一家人，也跟他们一起遵从狩猎和生活上的一些传统禁忌，他们给我讲过一些过去的故事和传说，但是我从没有见过一个萨满，一个也没有。
那是一个萨满已经沉寂的年代。
定居：鄂伦春人的文化走向衰落
在二战结束之前，那里曾经被日本人占领和统治了一些年。日本人在那里修过一条铁路，还有废弃了的机场。我插队的时候，路基还在，铁轨了无踪迹，机场则芳草萋萋。山林里还有一处地名叫“开拓团”，显然是日本人留下的。日本人对待鄂伦春人的政策是一种笼络的做法，用鄂伦春人需要的东西来换取日本人需要的东西。鄂伦春人偶尔会跟我讲起那时候的日本人，我注意到他们的叙述中从没有负面的评论。
中共执政后，鄂伦春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切是从定居开始的。政府选择地点，按东北汉人的屯子形式建造房屋，免费给鄂伦春人居住，同时建立起基层政府机构。鄂伦春人中流行肺结核，还有关节炎和梅毒等疾病，政府有专项资金用于鄂伦春人的医药。随着定居，政府动员鄂伦春儿童上学接受教育。
这一切看上去挺美好。我一到那里就听说，定居后鄂伦春人发生过三次暴动。所谓暴动，就是定居后的鄂伦春人要回到山林里去，于是他们抢劫了政府武装部的枪枝弹药，骑着马进了林子。结果自然是暴动被平息了，据说凡是参与的汉人都进了监狱再也没回来，而鄂伦春人都放了，只是要求他们定居。汉人政府一度也在鄂伦春人中划分成份，即贫下中猎、富猎等等。我不认为鄂伦春人会接受这种观念和政策。
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定居？只要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很容易理解这一切。我在那里插队的时候，鄂伦春人是不干农活的，你跟他们宣讲毛主席的号召“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农业学大寨”，“关于养猪的指示”，等等，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可理喻的天方夜谭。越来越多的外来汉人、国营农场和知青在那里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当然冷暖自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向山林深处退缩，而外来的政府却强迫他们定居，不许退入山林，要求他们种地务农，迫使他们适应农业文明，事实上使得他们落入生存竞争的不利态势。
由定居开始，鄂伦春人的文化走向衰落。对于这样弱小的人群，历史上对他们文明形态的最好保护是大自然，那里是高寒地区，冬季最低温度达摄氏零下四十五度，夏季则多雨潮湿，道路泥泞，交通极不便利。中共执政后对宗教的打击，萨满沉寂，动摇了原来基于自然崇拜的共同信仰。由于没有书写文字，对儿童的教育只是使得一代一代年轻人汉化。文革后，宗教自由得以放松，活着的萨满却很难找到了。交通和通讯的技术改进，使得大量汉人涌入这个地区，鄂伦春下一代加速汉化。当语言最终消失的时候，文化也就消亡了。
挽救鄂伦春文化遗产为时已晚
中共的政策和大多数汉人的观念里，有一种不证自明的“社会进步”观念。根据这种观念，不同人群的生活，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可以直接比较“先进”和“落后”的。落后的社会则必然要被先进所代替，先进的社会则必然带来幸福。这是一种单一的、直线的、理性而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了二十一世纪，人类终于明白了保护大自然物种多样性的意义，也开始理解人类多元文化形态和宽容共存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鄂伦春人，以及中国一些人数很少的非汉民族及没有被划分为民族的文化群落来说，挽救他们文化遗产不致灭绝的努力，恐怕已经晚了。
现在的鄂伦春人，游猎的生活方式基本已经放弃。森林稀疏了，动物变少了。鄂伦春人口在统计上看起来正常，那是因为通婚混血的后代都登记为少数民族，这样能得到一定的政策优惠，事实上半数以上的年轻人不会说鄂伦春话。我一起插队的同学告诉我，我们生活过的鄂伦春屯子已经变成了旅游景点，表现的“鄂伦春文化”是那样的商品化，那样的轻浮、虚假和艳俗。没有人关心鄂伦春人生活方式的消失，内心深处和大自然的联系被生生切断是何等痛苦。只有屯子里越来越少的老一代鄂伦春人，他们时不时地相约，骑上马，背上枪，到远处的山林里去走上几天，他们说，不这样的话，在屋子里憋得实在受不了。他们的这种感受，连他们自己的孩子也越来越不能理解了。
我的插队朋友们，在老之将至时，都回鄂伦春去看望那些还活着的老乡。有一张照片，让我久久无语：照片上，当年的知青和鄂伦春人握着酒杯，相拥大哭。我们知青为我们留在那儿的青春而哭，他们鄂伦春人，为他们失去了的山神而哭。他们的萨满说过，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