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借抗洪树个人权威。（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2月11日讯】（看中国记者张正闻综合报导）原中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董万瑞因病于2017年2月9日晚在南京去世。他曾是1998年原南京军区九江”抗洪“的前线总指挥。1998年长江暴发洪水洪灾，被指更主要的是人祸。长江抗洪成为政治道具，江泽民借抗洪调动军队以检验个人权威。
1998年官兵抗洪 洪灾被指是人祸
2月10日，多家陆媒报道，原中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董万瑞因病于2017年2月9日晚在南京去世，享年76岁。1998年，董万瑞时任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是原南京军区九江抗洪一线的前线总指挥。那年，当肆虐的洪水退去，送别抗洪战士的站台上，面容黝黑董万瑞凝望车窗，看着身上泥巴还没有洗净的士兵们，情不自禁，泪光闪烁。
那年，中共军队有110多位将军在一线指挥抗洪，仅原南京军区就先后有60多名将军来到抗洪第一线指挥战斗，原南京军区还有1500多名师团领导干部靠前指挥。
1998年夏季的长江洪水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
2003年，中国旅德学者、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工程博士王维洛在《当代中国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题为：《关于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决策的分析》。文章揭示了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的部分真相。
文章称，1998年长江洪峰期间，中共的新闻媒体按照宣传部门的“统一口径”把这次洪水说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实际上许多水利专家却认为，这场洪水其实并不算大，与历史纪录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却意外地出现了“高水位、重灾情”。
衡量一场洪水大小的重要标准是最大洪峰流量。1998年长江洪水期内最大洪峰流量介乎于5年一遇的洪水和20年一遇的洪水之间，科技人员正是据此认为1998年的长江洪水属于“小洪水”。在这样一个并不算大的洪水流量下，1998年长江中下游的河道却出现了罕见的高水位，特别是荆江、沙市地段出现了45.22米的高水位，比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还高出0.55米。正是这“高水位”造成了1998年的重大灾情。
为什么会产生“小洪水、高水位”这种反常的现象？原中共水利部部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振怀认为，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
1954年长江洪水时，曾利用荆江分洪区分洪，使最高洪水位减低了0.96米。如果1998年利用荆江等分蓄洪区分洪，应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将沙市的最高洪水位降至44.26米，倘若如此，则长江水位就不会在荆江河段造成如此紧张的洪水险情。所以，原政协委员、中国著名水利专家陆钦侃认为，这次洪灾虽是天灾，但更主要的是人祸。
长江防洪方案中有现成的分洪办法，分洪区内也做好了分洪的准备，如果只是要防止洪水灾害，立即下令分洪是最经济有效的决策。为什么宁可冒着长江堤防决堤的巨大风险，也不愿意采取长江防洪方案早就明确设定的分洪保长江大堤的现成办法呢？单纯在水利决策层面似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考虑水利决策之外的原因也许更能解疑。
长江“前线”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队调动
1998年夏秋之际抗洪抢险的用兵总人数竟然超过了内战时期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事中共军队人数的总和，也超过了邓小平在1979年组织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最高级别的指挥者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于是，1998年8月7日中共的军队经历了朝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动。
长江抗洪成为政治道具江泽民借抗洪调动军队以检验个人权威。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他们到达荆江大堤后，在众多记者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前，张万年打开军事地图，向江泽民汇报了参加抗洪部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身穿军服头戴军帽的江泽民象司令官那样地问张万年：“济南部队现在哪里？”张万年指着地图答道：“在武汉。”江泽民又问：“空降兵部队呢？”张万年答道：“在洪湖。”接着张万年又向江泽民汇报，其实这些情况张万年在飞机上已经向江泽民汇报过，这里无非是在记者的镜头前再表演一次。听完汇报后江泽民发表演说。
此后多天内，江泽民反反复复向参加抗洪的中共军队发布各种“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的命令。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率领群众，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干堤安全。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看到一个令江泽民非常满意的信息：中共军队非常服从江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命令。
8月25日，长江第7次洪峰通过宜昌，洪峰流量只有56,200立方米／秒，仅相当于常年洪水的流量。这天中午1时，江泽民又打电话给张万年，询问长江抗洪部队的兵力部署情况，并向抗洪部队发布与以前历次指示内容雷同的“最新指示”。当天下午，长江一线抗洪部队紧急行动起来，纷纷宣誓，服从江泽民的命令，人在堤在。17万官兵于当晚8时前全部上堤防守。对此结果江泽民表示满意。
9月4日江泽民在江西省对当地官员说：“我还同中央军委紧急调动部队，投入抗洪抢险斗争。”着重强调了“我”紧急调动部队的作用。新闻媒介中也反复出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在抗洪抢险期间，江泽民多次亲自调动部队，指挥部队的抢险斗争”的解说词。
据媒体此前分析，这次军事行动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防洪需要没有直接关系。首先，参加这次抗洪救险的部队来自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空军、第二炮兵等。许多部队是远道长途运输来的，军队行军的路线并未充份考虑到抗洪的需要。例如，某摩托化师先空投至武汉，然后再车运到石首、监利；如果仅仅是为了抗洪救险，直接空投石首、监利自然可以快得多。其次，正在抗洪前线的部队经常接到转移“作战阵地”的命令，火速赶到更“危急”的阵地去抢险，而原阵地上的抗洪任务则由其它部队来接管。这种阵地的交接与部队的转移，以及军队了解新地形和抗洪形势，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且极大地消耗士兵的体力。例如，北京军区某部先在江西九江抢险，然后接到命令西进湖北沙市，最后又挥师东下至湖南岳阳。又如，某部接令到沙市救援，刚接近沙市却突然接到命令要渡江南下去公安。部队的这种调动不仅花费大，且易造成以疲师对险情的局面，从抗洪的角度来看自非明智之举。再次，抗洪部队还实行“交换指挥”，比如将广州军区的部队交给南京军区司令员指挥，而将南京军区的官兵交给广州军区司令员指挥，这种交换指挥的做法绝不是抗洪抢险的需要，而是军事演习中组成作战区、协调三军兵力的训练内容。
分析认为，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调动数十万军队，又安排部队从事一系列与抗洪不相干的活动，似乎表明，1998年的长江“抗洪”实际上成了一次借题发挥。当对险情的关心成了展示江个人对军队控制力的道具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了和平时期江泽民检验自己对军队权威的政治契机。在张万年等军队领导者的支持下，军队一致服从“江核心”的指挥。至此，江泽民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既在军队内部得到了检验，也在国际国内充分展现。
分析说江泽民在处理与军队的关系时，一直努力效法毛、邓两代领导人。在一个没有战争的时代，他抓住了抗洪这个机会，展现了对军队的指挥控制，获得了军队向其效忠的公开表示。抗洪为政治服务，1998年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