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网络图片）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无辜的人蒙冤受难，一些人因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竟有忠诚的中共党员，被胡乱加上罪名，被处以极刑。
女演员李香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李香芝，生于1930年，山东阳信人，1947年17岁时参军入伍，1950年加入中共，1952年作为23军文工团成员，随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归国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艺科科员，杭州话剧团演员、副团长，南京歌舞团副团长，江苏省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
1966年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香芝在经过一阵迷茫之后，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了，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
要造反，就要写大字报揭发修正主义路线在省歌舞团的表现。李香芝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可以揭发，只是觉得歌舞团挑选演员为首长陪舞，是一种很不好的现象，就与一些人商量，联合写出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是：
“我们江苏歌舞团长期以来不务正业，大搞交际舞。为跳交际舞，光做衣服就花了人民币6万元，买西洋乐器花了10万元。还在江苏饭店举办训练班，每人都要经过考试才能毕业。舞会上的音乐也是靡靡之音，一跳就是大半夜，第二天的炼功也搞不成，业务提不高，简直把我们歌舞团的女同志当成了舞女。”
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毛泽东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后来考虑到这样弄不好会被打成“右派”，1957年自己不就是因为说话走火，被划为“中右”的吗？经过思考，她就把这份已经写成的意见书在家里烧掉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份公开的大字报和没有公开的意见书，竟遭致了日后的杀身之祸。
当年的工宣队负责人说：“当时我们的动机是：一要李承认是‘五･一六’，二要李承认整了黑材料。这两个问题承认了，就是反革命。我们不搞，就是右倾。”而所谓的“整了黑材料”，就是李香芝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特别是反对挑选漂亮的女演员去给中央首长陪舞，并且曾经起草了一份准备寄给毛泽东的意见书。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这两点上取得突破，以便把李香芝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些人的心血果然没有白费，在反对省歌舞团大跳交谊舞的问题上，小分队死死抓住不放，逼迫李香芝反反复复地写了十多份交代材料。
1971年4月18日，在神经失常的情况下，李香芝果然写出了一些疯话。除写了一位女演员在陪舞以后发生的一些虚幻故事以外，还说：“到铁医以后，操纵我的人污辱我……过了一天，他要我原谅他。到铁医楼下时，又来污辱我，说这是毛主席。我真的感到是毛主席的样子。我也支配不了自己。我听毛主席对我讲：小香，咱们是为党工作，受污辱也没有关系的。并说这确实是工作需要。”
在写出这些胡话的同时，李香芝还写了怀疑这个人是毛主席的话，说“我又想他可能是个坏分子。我就骂他是坏蛋，是德国鬼子，美国鬼子。”
并且说：“同志们，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有人操纵我的神经吗？真的认为我这样反毛主席吗？我相信你们是会帮助我找到这个操纵我的人的。”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疯话，成了李香芝被处以极刑的铁证。
1971年8月2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工作的一名军队干部作出批示：“将李犯立即被（应为“逮”）捕，关起来，不准任何人提审。”
同年8月23日，这位负责人又根据省委的讨论作出批示：“同意政法组的意见（注：即处以极刑），望力级（应为“立即”）执行。”
这位负责人身居高位，又是江苏深挖“五･一六”的前台总指挥。想不到他参加革命多年，不好好学习政治、文化，以至到位高权重时，还如此头脑简单，别字连篇。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让这样的人去掌握生杀予夺之权，怎么能不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
1971年9月2日，即被奉为“副统帅”、“接班人”的林彪叛逃前的11天，李香芝未经任何审判程序，便仓促被拉到省京剧团礼堂参加了一个公判大会，即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连临时被通知去参加这个公判大会的人，也为之愕然。
李香芝蒙冤被错杀以后，她的丈夫、资深的人民空军飞行员，时任南京空军作战处作战参谋的姚秀琪，因受牵连被下放到南京微分电机厂当工人。她的两个女儿也备受歧视，长女姚红经多次申请也不能入团。姚秀琪不服，先后为爱妻蒙受不白之冤，多次向中央、向江苏省委写信申诉，但在人妖颠倒的极左年代，谁也不敢翻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