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1月28日讯】
商业模式影响收入分配结构
在传统的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社会，一般人都有中等收入机会。在铁路、汽车、飞机、电话出现之前，各村、各镇基本是相互分隔的局部市场，那时没有像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店集团公司，任何规模化的家电日用品生产、运输与销售都不可能实现。人工运货的距离也许可达二三十公里，但更远则体力难以支撑；即使马车和驴车可使运输距离增加，但由于没有现今宽阔的公路网，马车运输的有限容量和高额成本还是极大限制了生产规模与市场范围的扩张。
因此，张三在张家镇、李四在李家镇可各办一家杂货店，但任何一家都不易办得太大，张家镇和李家镇甚至还可容纳多家杂货店。从这种意义上讲，正因为每家杂货店规模都小、需要的创业资本也不多，所以只要有创业意愿和能力，多数人都有机会筹集到所需资金、进入“企业家”阶层。
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而且这种致富机会人人平等，对于任何良序社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也是收入分配不至于太离谱的重要前提。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自然的事情，有产者有恒心，稳定会是他们自然偏好。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以前开饭馆、开理发店或者种田的选择空间比较大，“创业机会”总体比较平衡，所以收入相差没有现在大。当年的地主也许真的富有，但没有几家的收入是普通百姓的几千倍、乃至几万倍。像十九世纪中国首富胡雪岩，的确超级富有，但红顶商人不代表社会中千千万万夫妻店阶层，他们是靠官商勾结，做军火以及其它跟官府相连的生意而成，或者干脆就是官商，通过贪污贿赂积累巨额财富。在官商之外的广泛社会，巨富的可能性很小，收入差距也没那么离谱。在我们的记忆中，传统社会温情脉脉，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千千万万夫妻杂货店、夫妻餐饮店，这些夫妻店是中产阶级主要的生存形式。
但是，随着交通运输与信息技术的变迁，商业和餐饮业也在经历公司化、规模化的发展过程，夫妻店快速消失。规模化零售公司的直接效果之一是消费者能以更低的价格更方便地买到物品，消费者和创业者双赢。规模化零售也给社会带来挑战，它们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从生产厂商采购，利用现代物流低成本运往各地，由于它们采购量很大，掌握进货的定价权，能把进货价压到最低，进而能大打价格战。相比之下，夫妻杂货店的规模小，它们进货没有砍价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厂商给的价格。所以，规模化公司化零售有极强竞争优势，夫妻杂货店很难生存。于是，今天人们作“小本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中产阶级难以扩大。
餐饮行业也大致如此。俏江南、永和大王、麦当劳等连锁餐饮公司，因其规模优势，能把各类食物原料进货价压到最低，而夫妻餐饮店却不能。这势必造成传统夫妻店被淘汰出局，由各连锁餐饮公司取而代之。还记得《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吗？不管是武大郎开的酒店还是饭馆，都会分别被连锁酒店和连锁餐饮取代，武大郎开店实实在在地成了历史。
在许多“勉勉强强”小规模创业机会不复存在后，张三李四们当然可以挖掘其它创业机会，也可选择成为国美、华联、沃尔玛、俏江南、如家连锁酒店的职员：只要这些连锁公司的收入在增长，张三李四们的工资也能增长，只是他们不再拥有经营性产权，没有财产性收入，生活方式跟自己做老板也不同。
总之，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手工业这些传统夫妻店行业，这些年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去夫妻店化”的洗礼，由一个个大公司取而代之。社会因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机会，更多的人被打入工薪阶层，让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出现更为严重的分化。只是这种分化不是因为资本家剥削或贪婪而来，而是企业家利用现代技术带来的便利，通过规模化经营降低了进货成本和改善了运营效率。这样，他们比传统夫妻店更能给消费者优惠的价格、好的服务和更多的商品选择。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挤掉了众多夫妻店，扩大了社会财富差距，但这是“创造性破坏”，而且其背后并没有剥削，也不一定是贪婪使然。
股市提升财富的数量级
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的扩大也跟资本市场有关，而由资本市场产生的财富差距表象对社会不是坏事，而是积极的事。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又对比一下。在缺乏资本市场的社会里，说“张三很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并且积攒下来没花掉”，“有钱”、“财富”更多指“过去的收入”。毕竟人的生命有限，靠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累积到最后，个人财富、家庭财富最多如前面所说，以“万两银子”计算，不会以“亿两银子”计算。
也就是说，在没有股票市场的社会里，不仅普遍显得没钱，而且即使一个创业者已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马化腾，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创业的果实。在过去的世界里，成功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万两银子户”、百万富翁，而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的诅咒会终止创业者后代的收入流。因此，没有股市的社会里，再有钱的人家也不会离谱地有钱，收入差距有限。
可是，股票市场改变了财富数量级。股市给上市公司股票定的价，从本质上是对未来的定价，是对创业者创办的企业之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定价。现代公司治理让公司能脱离创始人的有限生命而永久地经营下去，使公司的寿命没有明确的上限。于是，微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预期的贴现值可以有2000多亿美元，盖茨20多岁时就成了亿万美元富翁。同样道理，李彦宏和马化腾都是30多岁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股市让他们不需要等几十年、几代才能实现创业的果实，而是现在就能把公司的未来变现。
以马化腾为例，从2004年到2011年，腾讯的利润分别为4.4亿、4.8亿、10.6亿、15.6亿、27.8亿、52.2亿、81亿和120亿。马化腾持有腾讯14%的股权，假如2004年至今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也就是说还没办法对腾讯未来做定价。那么，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只能通过过去的收入体现，亦即大约等于过去这些年腾讯的利润总和乘以14%，也就是43.8亿元。这里，我们当然是假定即使腾讯没上市，其利润也如2004年上市后的一样，这一假定在现实中难以成立，但我们不妨以这个为基础计算马化腾的个人财富（尽管这明显是高估了）。由此知道，如果腾讯还没上市，马化腾最多只有43.8亿，这虽然也是巨大的财富，但远远低于他今天近600亿港币的个人财富，这近600亿港币的财富来源于股票市场对腾讯未来的定价。
这说明，虽然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企业与个人都有未来收入预期，但以前没有资本市场，没办法对未来收入预期做定价，也没办法把未来收入转变成今天就能算数、就能花的财富，因此，过去即使张三创业成功，有很好的未来收入预期，人们也不一定认为他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由此看到，今天有那么多亿万富翁，部分是资本市场所致，因资本市场对未来做定价而来，是资本市场量化了未来收入预期才有了那么多的亿万富翁，而不是因为企业家、资本家更贪婪或更剥削的结果。对于由资本市场带来的这种财富差距幻觉，政策和法律层面不一定需要做出反应，因为过去和现今社会都有未来收入预期，只是一个没对这些定价，另一个对此进行了定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