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16日，广东国民政府推选军委会常委蒋中正（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称病不理事 蒋介石当选军委会主席
1926年新年元旦，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国民政府宴请出席大会代表时，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在向大会代表致辞中，做出了深信国民党在一年内可以统一中国的乐观预言：“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势，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常常抱着极大乐观与希望。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
此时，蒋介石对共产党在广东的扩张活动也开始产生了警惕。尤其在黄埔军校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任政治教官，大力发展共产组织。参加孙文主义学会和迷信共产主义的黄埔师生之间，纷争愈演愈烈。蒋介石认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有被中共分裂的危险，对此十分忧心。另一方面，参与设计国民政府北伐军事计划并深受蒋介石信任的苏俄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离粤，接替加伦将军的季山嘉秉承莫斯科旨意，反对并批评讥讽蒋介石的北伐构想，使得蒋介石深感压力和不悦。
3月19日，广州突然发生“中山舰事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调动中山舰、宝壁舰2艘军舰开往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这是共产党员李之龙矫令叛变，于是派军队逮捕了李之龙等50余名中共党员，对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缴械拘押，宣布广州于20日戒严，并派兵包围监视苏俄顾问团，将俄国警卫缴械。
蒋介石因为“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蒋介石给军委会的报告），让亲共的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强烈不满。汪精卫起初打算动用军队对抗蒋介石，而军政要员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也误会蒋介石，均表示支持汪精卫。但出乎汪精卫预料的是，苏俄顾问团并不支持他，而且还将最支持他的顾问季山嘉召回苏联。汪精卫作为最高领导人，颜面尽失，一气之下，称病休假隐居，后来干脆出国远行。而原代行大元帅胡汉民，因其胞弟胡毅生参与廖仲恺被刺案受到牵连，已被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以“赴俄使者”的名义，离粤远赴俄国访问。
如今，党政军第一把手汪精卫不出来理事，国民政府实际上处于无最高领导人视事的困境。很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人便转为支持蒋介石。
4月3日，蒋介石再次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北伐出师，必须在六月底以前，见诸实行”。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推选谭延闿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由蒋介石、李济深、朱培德共同筹划北伐。从此，蒋介石开始成为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领袖。
国民政府派白崇禧入湘 说服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
1945年6月，军委会蒋委员长和副参谋总长、校阅委员会主任白崇禧在四川校阅国军。
为了实现国父孙中山生前遗愿，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大业，国民政府特派第七军参谋长白崇禧、第四军第10师师长陈铭枢为“使湘代表”，赴长沙争取唐生智加入革命阵营。
湖南与两广接壤，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缘由，使其成为南北两大阵营争夺的要地。无论广东国民政府北上讨伐北洋军阀，还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南下攻打广东，都必须经过湖南。历史上，清朝洪秀全太平天国军队自广西金田起兵，首先攻打湖南，再挺进中原，建都南京，一直打到北方的天津。
1923年，时任湖南省长赵恒惕鼓吹“联省自治”，并受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节制，在湖南击败谭延闿湘军（史称“赵谭之战”）。赵恒惕统辖湘军四个师，其中唐生智第4师实力最强，发展到5万人枪。唐生智是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著名军事学家）的得意门生，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赵谭之战”中，唐生智率湘军第4师激战，打败孙中山任命的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和湘军元老程潜，逼迫谭、程二人率领部分湘军败退流亡广东。后来，唐生智跟赵恒惕及其属下师长叶开鑫、贺耀祖等人反目，自衡阳发兵攻占长沙，赵恒惕仓皇逃离，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则委任叶开鑫为“湖南讨逆军总司令”，领兵讨伐唐生智。
1926年3月25日，广东国民政府“使湘代表”白崇禧、陈铭枢抵达长沙。白、陈二人都是唐生智在保定军校的同学，此行受到唐的热烈欢迎。白崇禧向唐生智传达了广东国府对他的支持和希望，唐生智很受鼓舞，宣布就任代理湖南省长。
与此同时，一心企图消灭广东国民政府的吴佩孚，也派出自己的总参谋长蒋百里为代表，持北洋政府委任唐生智为湖南省长兼“讨赤军前敌总指挥”的委任状，到长沙鼓动唐生智投靠北洋军政府，领兵南下攻打广东国民政府。
对于唐生智来说，一方是北洋军阀吴大帅和最欣赏自己的恩师蒋百里，另一方是广东国民政府和自己的保定校友小诸葛白崇禧，他窥测形势，权衡利弊，一时难以抉择。为给自己留有余地，善于投机的唐生智对双方代表均给以礼遇优待。
3月28日，湖南省各界集会，欢迎广东国民政府的代表白崇禧、陈铭枢。白崇禧向湖南各界阐明天下大势：“国民革命为现在潮流所趋，任是谁人不能阻止。”小诸葛告诉唐生智，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劝唐顺应时代潮流，与反动的北洋军阀决裂，早日加入革命阵营。
唐生智则顾虑自己势单力薄，难以对抗强敌吴佩孚的大举讨伐。他向白崇禧提出三点疑问和要求：（1）他如加入革命，广东国府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持他抵抗吴佩孚？（2）谭延闿、程潜曾被他击败，他如参加革命，谭延闿第二军、程潜第六军是否会报复他？是否允许他继续保持在湖南的既得地位和利益？（3）希望广东方面北伐时，谭、程两军出江西，不要路经长沙，影响到他。
白崇禧代表国民政府，明确告诉唐生智：如果他表明加入革命阵营的态度，广东国民政府自然支持他抵抗吴佩孚，湖南之军政完全由他负责。关于他提出的第三个要求，革命军之战略是首先打击吴佩孚，暂时放过孙传芳。谭延闿、程潜两军只负责在赣湘监视孙传芳，自然不会调入湖南。白崇禧赴湘前，便跟李宗仁商量过，决定支持唐生智。他向唐保证，如谭、程两军或吴佩孚对他有不利行动，李宗仁任军长的桂系第七军将支持他。
白崇禧代表广东国府和李宗仁新桂系所做的劝说和保证，终于让唐生智打消了各种疑虑。他终于下决心断绝跟吴佩孚北洋政府的关系，将恩师蒋百里礼送离湘，并公开宣布加入广东国民政府。
吴佩孚精锐南下报复 唐生智败退告急求援
抗战期间，新桂系三巨头合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右），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左）。
遭到唐生智拒绝，北洋军阀吴佩孚恼羞成怒，于4月份发兵入湘，联合在湖北的叶开鑫和湘西的贺耀祖部队，共同夹击唐生智湘军。吴佩孚军队是久经战阵的北洋军精锐，唐生智湘军一遇吴军即败。叶开鑫攻占了岳州（今岳阳市），吴佩孚军队于4月20日攻占长沙，唐生智败退至衡阳和宝庆（今邵阳市）地区。情势危急，唐生智连连向白崇禧告急求援。
接到唐生智的急电，白崇禧赶紧跟李宗仁、黄绍竑商量。三人一致认为：北伐既为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佩孚精锐大举南下，一旦占领湖南，就将严重威胁两广，两广革命阵营将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境地。何况白崇禧在长沙曾经代表国民政府和李宗仁新桂系对唐生智有承诺，广西人诚信守诺，不能失信于人。
当年广西交通和通讯条件十分落后，如若向广东中央报告再获得批准同意，需要耗费许多时日。李白黄三人认为军情紧急，时机稍纵即逝，便当机立断，决定广西立即出兵支援唐生智湘军。李宗仁命令第七军钟祖培旅立即做好入湘准备，并令该旅尹承纲第16团为先锋，星夜兼程赶赴湖南前线。
出兵援唐的同时，李白黄三人急电广东中央：“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望速定大计。”几天后，收到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
为促成北伐早日出师，李宗仁、白崇禧于5月10日偕唐生智的心腹刘文岛赶赴广州，就两广全面出兵北伐问题，希望争取广东中央政府的支持。
桂军率先入湘 打响北伐第一枪
1926年5月，桂系第7军率先入湘援唐反击吴佩孚，打响北伐第一枪。（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1926年5月，桂系第七军率先入湘援唐反击吴佩孚，打响了北伐战争第一枪。
当第七军尹承纲团自广西黄沙河出发，星夜兼程赶到湖南前线时，唐生智军队已经一败再败，士气颓丧。而吴佩孚麾下的叶开鑫部连战连捷，乘胜追击，气势汹汹。唐生智对固守衡阳已信心动摇，他一面将辎重向永州后移，一面假装向叶开鑫提出双方议和。假若桂军晚到一步，衡阳失陷于吴佩孚，或唐生智在接连战败的压力下跟叶开鑫议和，弄假成真，都将严重影响湖南局势，使得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困难大增。（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回忆录》）
5月28日，第七军钟祖培旅长又率周祖晃第15团赶到衡阳。6月2日，第七军与唐军在湘乡合力击败叶开鑫、贺耀祖军队，稳住了革命军的战线。桂军在湖南跟吴佩孚军队展开激战后，广州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李济琛)主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张发奎、陈铭枢两师赴湘援唐，而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蒋介石主持军委会开会讨论，同意派出叶挺团为先锋，入湘援唐。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刘文岛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唐生智得到两广精锐的支援，才终于守住了衡阳。唐军士气复振，唐生智指挥唐军和桂粤援军，在6月3日发动全线反攻，6月5日攻克湖南攸县。叶开鑫、贺耀祖部在湘江东西两岸全线崩溃，大部退到醴陵。直到此时，唐生智才敢对外宣布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李宗仁大力举荐 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
5-6月期间，湖南战事急剧发展，广东国民政府需要设立湖南前线“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唐军和桂粤援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一致通过由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担任此职。而李宗仁认为，唐生智第八军在湖南战场地位重要，当初他派第七军率先入湘援唐时，曾电告唐生智，请其直接指挥桂军：“我兄应视我军和贵军为一体。请不必客气，直接指挥。”故此，李宗仁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们革命军应开放门户，以广招徕。唐生智区区师长，一旦参加革命，便位居前敌总指挥，足证我革命政府大公无私，革命人人有份。如是则全国附义者势必风起云涌。”
与会众人则认为唐生智加入革命历史太短，实力也很有限，恐难当大任。曾被唐生智打败囚禁的湘军元老程潜反对最激烈，表示不愿听从唐的指挥。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李济琛)也坚持要李宗仁担任前敌总指挥。会后，李宗仁跟李济深深入分析交谈此事，说服了李济深。
中央政治会议第二次开会时，李宗仁再劝程潜勿念旧恶，并坚持提出要唐生智出任“前敌总指挥”。会议于是正式通过对唐生智的新任命。中央新任命到达时，湖南战局已经在桂粤援军的协助下稳定，唐生智遂于6月初宣布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
中共伪造历史 吹嘘叶挺抬高自己
在北伐国军中，李宗仁、白崇禧新桂系第七军最先入湘援唐，打响了北伐战争第一枪，并帮已经战败溃退的唐生智军队击败吴佩孚，基本稳住了湖南战线。在此之后，军委会批准派出的李济深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才抵达湖南边境。
由于白崇禧本人和新桂系在大陆始终坚决反共，白崇禧指挥各路国军在剿共作战中屡建功勋，指挥国军多次击败林彪、陈毅、粟裕、刘伯承、陈赓等各路共军，使中共遭受很大损失。1949年，在国民党大势已去，风雨飘摇之际，白崇禧又多次拒绝投降毛泽东，因此中共怀恨在心，长期掩盖歪曲历史，掩盖诋毁白崇禧和新桂系对中华民族的贡献。
中共当年阻扰破坏蒋介石领导国军北伐，1949年之后又掩盖真相，伪造历史，编造叶挺独立团最先抵达湖南抗击吴佩孚的谎言。叶挺团只是粤军李济深第四军中的一个团，叶挺本人虽然是中共党员，但该团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国军官兵。叶挺个人不过在北伐初期，率领一个团参加过几场战役。更何况就贡献和战绩而论，叶挺团即便在被誉为北伐“铁军”的第四军中，都不是最突出的，他并非汀泗桥、贺胜桥大败吴佩孚的头号功臣，武昌城也不是叶挺团攻克的（中共谎言）。
叶挺本人早在1927年开始，便公开破坏北伐，煽动第四军数万官兵背叛国民政府，跟周恩来发动八一南昌暴动，后来又组织发动广州暴动，成立伪“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并企图推翻广东国民政府。北伐“铁军”第四军因叶挺等中共分子而分裂，损失惨重，根本没有参加对北伐最具决定性意义、奠定南京国民政府基业的龙潭战役。
中共仅凭这样一个叶挺，便盗取北伐国军“铁四军”全军将士的功绩，宣称其党对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做出突出巨大贡献。这不但是以偏概全，歪曲历史，也是贪天功为己有，谎言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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