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几度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时代。这是中国历史的辉煌，也是中国人文化的底蕴。同时，历史的镜子也照见给我们正反两方面的实例。
大同与小康
《礼记･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君主在位的时代，我没有赶得上，而内心深怀向往。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选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领导，彼此之间讲究信誉，相处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男子都有职业，女子都适时而嫁。对于财物，人们只是不愿让它白白地扔在地上，倒不一定非藏到自己家里不可；对于气力，人们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倒不一定是为了自己。所以勾心斗角的事没有市场，明抢暗偷作乱害人的现象绝迹。所以，门户只须从外面带上而不须用门上锁。这就叫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气力则唯恐出于己身。天子、诸侯的宝座，时兴父传于子，兄传于弟。内城外城加上护城河，这被当作防御设施。把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卜，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
礼因此就变得紧要了。《礼记･曲礼上》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贞观之治”的社会
《资治通鉴》记载：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皇上与群臣讨论禁止盗贼。有人请求使用严酷的法律来制止。皇上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去做盗贼，是由于赋税太多，劳役、兵役太重，官吏们又贪得无厌，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这是切身的问题，所以也就顾不得廉耻了。我们应当去掉奢侈，节省开支，减轻徭役，少收赋税，选拔和任用廉洁的官吏，使老百姓穿的吃的都有富余，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何必要用严厉的刑法呢！”从这以后，过了几年，天下太平，没有人把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拾了据为己有，大门可以不关，商人和旅客可以露宿。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贞观年间，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那时候，政治清明，经济较快，国力加强。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刑（sǐ）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据《旧唐书》记载，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做买卖的人途经武阳（今河北大名、馆陶一带），不小心把一件心爱的衣服丢了。他走了几十里后才发觉，心中很着急，有人劝慰他说：“不要紧，我们武阳境内路不拾遗，你回去找找看，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人听了半信半疑，心里想：这可能吗？转而又一想，找找也无妨。于是赶了回去，果然找到了他失去的衣服。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意思是说，在贞观年间官吏多数清廉严谨。王公、贵族、大户皆不敢欺压百姓。经商旅行看不见盗贼，监狱经常是空的。百姓丰衣足食，牛马遍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特别难得的是，行旅之人自京师到岭表，自山东到沧海，吃饭不用花钱，路途上可取。进入山东村落，地方人家还把陌生的行旅之人当作客人厚加招待，甚至赠送钱财物资。这是古今未有的事啊！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
在天下分崩、群雄逐鹿的时代，秦靠法崛起于诸国之间。自秦孝公当政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民风大为改观。人们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田间专心劳作，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但是，秦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法终究是要作用在人身上。再强大的国家，也经不起酷法的几次折腾。烹饪最重要是“适度”，法最重要是公平。
商鞅变法伊始，就忽视了人对法的感受，变法之时，就有不少贵族认为商鞅的法律过于严苛，是在为秦积累祸患。但商鞅显然没有将这些指责放在心上，正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商鞅的酷法断了他人的生路，总有一天，商鞅也会断送在自己所制的法上。果然商鞅后来被五马分尸。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遭受祸患之前已经有所察觉，他试图逃出秦国。在逃亡的过程中，商鞅曾想到一家旅店躲避，店主却以“法律规定，没有证件的人住店，店主要一同受罚”为由，拒绝了商鞅的请求。商鞅这才感叹秦法的弊端，可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