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画像。（网络图片）
明道二年（1033年），宋仁宗宠幸尚美人、杨美人，对年轻的皇后郭氏十分冷淡，尚、杨因此颇为骄纵，而郭皇后遭受冷遇，也颇为妒恨。两者相遇，常常不快。这天，尚美人又当着宋仁宗的面，对郭皇后盛气凌人、恶语相加，郭皇后忍无可忍，对着尚美人的脸颊扇过去一耳光。宋仁宗赶快挡在尚美人前面，郭皇后的巴掌没沾到尚美人的脸，却扇在了皇帝的脖子上，还留下了手痕。
按说，这不过是皇帝的家事，况且皇后也是无心之举，那么批评教育几句，或者对双方各打50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件家事却被宋仁宗无限放大至国事的高度，还被拿到朝堂上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并由此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而这场博弈中的人，既包括位高权重的皇帝宋仁宗、宰相吕夷简，也包括宦官阎文应，还包括身微言轻的谏官范仲淹、孙祖德等。那么，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到底想要在这场博弈中得到什么呢？
先说皇帝宋仁宗。
其实，郭氏能当上皇后，是宋仁宗难违母命、被逼无奈的结果，宋仁宗并不喜欢郭皇后，因此他总想找机会废掉郭氏，正愁没有借口，这次耳光事件就为他提供了良机。宋仁宗于是把小事做成大事，把家事变成国事，终于废掉郭氏的皇后之位，“诏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长乐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都是宋仁宗母亲刘太后惹的祸。仁宗即位时才十三四岁，由刘太后摄政。然而刘太后一垂帘就是漫长的11年，这11年间，宋仁宗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逐渐成长为有自己思想和主见的成年人。不过，虽有主见，但不能做主，他想做的，太后说不是时候，他想玩的，太后又横加阻拦。更让他恼火的是，那些由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小官员，均俯首听命于太后，对自己这个皇帝貌似尊敬实则敷衍。备受冷落的宋仁宗由此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年龄愈大愈加浓烈。
明道二年初，刘太后终于还政于宋仁宗，不久便驾鹤西归。刘太后一去世，宋仁宗心里久久的压抑终于得以释放，这种变化从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推官石介的话中可以窥见端倪：“倡优日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钟鼓连昼夜。”宋仁宗像脱缰的马儿，在欲望的草原上纵横驰骋，日日买醉、夜夜笙歌。同时，从亲政第一天开始，宋仁宗就着手剪除刘太后的势力，“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罢之”。通过将刘太后当年重用的朝廷大臣降职、罢免，宋仁宗要达到自己“去刘化”的目的。
而郭皇后正好撞到了枪口上。刘太后在世时，郭皇后倚仗自己是刘太后的人，独霸后宫、悍妒非常，但如今已经进入宋仁宗时代，郭皇后还以刘太后时代的态度来待人接物，这就是她不能与时俱进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郭皇后与时俱进又如何？能改变被废的命运吗？未必。因为对宋仁宗来说，废除郭皇后，是他“去刘化”构想中的必然环节，吵架不过是个由头，郭皇后即使这次不被废，下次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被废。
宰相吕夷简主张并推动宋仁宗废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与宰相吕夷简商量罢免枢密使张耆、枢密副使夏竦等人，理由是他们依附刘太后。议完后，宋仁宗在闲谈中把此事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却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这句话提醒了宋仁宗，吕夷简随即也被罢免。好在当时没有比吕夷简更值得宋仁宗信任的人，所以年内他就复相了。后来，吕夷简通过入内都知阎文应了解到是郭皇后从中作梗，便怀恨在心。当宋仁宗同他商量是否废后时，他毫不犹豫地以“古亦有之”为由，直接促使宋仁宗下定了废后的决心。
阎文应作为太监头子，天天围着皇帝转，绝对是以皇帝的厌恶为厌恶，以皇帝的喜欢为喜欢。郭皇后误伤了皇帝，皇帝又讨厌郭皇后，他就顺着皇帝的思路，建议皇帝废后。所以，阎文应在废后中寻求的是皇帝的宠幸，打的是自己的算盘。
皇帝把家事拿到朝堂之上讨论，说明这已是国家大事。按照祖制，皇后不可轻废，更何况郭皇后又没有犯什么大错，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孙祖德等十余人长跪于宫殿门外，大声呼号，极言“后无过，不可废”。然而，宋仁宗要“去刘化”，郭皇后是必须牺牲的，这是不会因御史、谏官们的几句话而改变的。郭皇后最终被废，伴着长乐宫的青灯古佛，度过了她悲切孤寂的最后日子，两年后因病而逝，年仅24岁。这些谏官们因言获罪，纷纷被贬受罚，孔道辅出知泰州（今江苏泰州），范仲淹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孙祖德等罚俸半年。尚、杨二美人之后也没过几天风光日子，在朝臣们的一再批评下，宋仁宗不得不把她们遣送出宫，作为废后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的缓冲。
孔道辅、范仲淹他们为什么要冒着冲撞皇帝的风险去趟这浑水呢？
因为这些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出身的官员，习孔孟之道，练就了一身固执而坚韧的士大夫品格，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毕生理想。他们认为错误的，就坚决反对，认为正确的，就始终坚持，哪怕被贬甚至牺牲也在所不惜。反对废后，就是他们坚持真理的表现。
当皇后不小心扇了皇帝的耳光以后，每个人都怀着各自的心思，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殚精竭虑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东西，从而推动这一事件向更深层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