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在延安以“革命的名义”换了老婆。(网络图片)
《高岗传》一书中介绍了高岗是怎么和原配夫人杨芝芳离婚,又和李立群结婚的经过。中共高层霸王硬上弓,以“革命的名义”换老婆。
高岗看不上了杨芝芳,又看上了新来的女学生,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延安时期,中共高层里喜新厌旧也不是高岗一个人。你大大方方承认这一点也就得了,别一边喜新厌旧,一边往脸上抹粉,这就更让人恶心了。
1938年4月,高岗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这一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到延安。
毛泽东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这大批男知识分子和男青年学生和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事情简单些,女知识分子和女青年学生和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事情复杂了。
《高岗传》作者戴茂林、赵晓光说:“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这戴茂林、赵晓光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怎么这么会说呀!哪两股力量交融能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呀?一定是工农干部一股力量,女知识分子和女青年学生一股力量,男知识分子和男青年学生和老红军们再碰也碰不出爱情。
然而,你和女知识分子和女青年学生两股力量交融了,和原来的革命女同志不交融了,怎么解释呀?老红军们到了延安不再交融的都是封建包办婚姻吗?甚至人家不同意还掏枪杀人。你就这么交融吗?
这里,就来看看高岗高大麻子怎么和结发之妻杨芝芳离的,又是怎么和19岁的女学生李立群交融的。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
这是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的回忆。老人没多说什么,但可以看出当年是组织出头令杨芝芳让开。
这段回忆可以看出问题了。你高岗是外交部长要经常出国吗?延安本地工作活动再多,需要带老婆吗?别说那会儿,现在地方党政头头到哪去也没带老婆的。当然,带别人老婆的有。
即使杨芝芳小脚,是不是包办不知道;贺子珍不是包办,不是小脚吧?毛和江青不也交融了吗?而戴茂林、赵晓光却说:“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唉!不知这戴茂林、赵晓光是干什么的?是专职作家还是兼职作家?还是党的宣传干部?这俩人快赶上戈培尔了,真敢说呀!“赶走原来老婆娶回年轻女学生竟是“为了革命事业”!竟是“婚姻自由的新风”!所以,高岗等人“以革命的名义”换了老婆。
高岗与杨芝芳“为了革命事业”离了,和1937年来延安的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李立群,“为了革命事业”交融就方便了。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立群这段回忆真让人感慨呀!难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不让动这个女人。毛泽东、高岗、陈云、王明、王若飞、习仲勋,一大帮男人“以革命的名义”,笑眯眯的哄弄一个只有17岁的小姑娘。
让杨芝芳离开高岗组织出头,让李立群嫁给高岗也组织出头,“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延安时的共产党这么做对吗?你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你这是什么包办?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
当然,李立群与高岗结婚也不是没好处,重新露面后,她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
延安时,中共高层带头换老婆的结果,引发了1949后干部队伍中一次不小的离婚潮。大批进城干部“为了革命事业”换了新夫人。其间,组织又没少出头:“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