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士兵。(网络图片)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成功的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并在随后的险境中保住政权，主要靠的是谁？是农民吗？显然不是。是工人吗？也不是。主要靠的是士兵，尤其是水兵，特别是波罗的海水兵。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士兵尤其是水兵的支持和参与，十月政变不但不可能成功，就连是否能够发动恐怕都成问题。
但十月政变后，就像农民和工人一样，越来越多士兵开始对依靠他们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失望和不满。
一、士兵的抱怨
早在1917年11月30日，第一骑兵团团委员会就给全团士兵发出了这样一封呼吁书：“我们在一起不是要求高尚光荣，不是要求成堆的黄金，我们不是寻求过分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只是面包，那种普通的黑面包，那种没有它我们的孩子和兄弟就会浮肿的面包。”
“给人民以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我们不需要关于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漂亮的豪言壮语，我们需要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份呼吁书并且宣布，绝不从这些要求后退一步。
1918年1月15日，来自前线的一封写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道：“列宁同志，我们已经四个昼夜没有见到面包了，我们抱着饥饿的身体、光脚行走，而和平还是没有。”士兵们随后发出警告：“列宁同志，你的良心何在，你做出的三天内就会有和平、土地和自由的承诺何在，您为了夺取政权作出过这些承诺，而你不想去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如果在2月1日前您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这就是敌人，你们将会像杜鹤宁一样。”
日积月累的失望和不满终于引发了士兵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抗，这当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著名的“喀琅施塔得兵变”。
二、士兵发动“喀琅施塔得兵变”
喀琅施塔得是距离彼得格勒以西29公里处的一座军港要塞，早在临时政府时期，布尔什维克就控制了这座军港，以至于当时喀琅施塔得全岛就被称作“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
后来，波罗的海水兵几乎全部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喀琅施塔得因此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坚定的堡垒”、“革命的先锋”、“俄国革命的莫大骄傲”等一连串声誉。
然而，距离这场所谓的革命仅仅三年之后，在这座昔日的“红色共和国”里，当年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水兵却发动了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兵变。
引发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导火索正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1921年2月下旬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就像一串落到干柴上的火星，使得喀琅施塔得水兵的情绪一下变得异常激动起来。
其实，早在1920年12月，包括驻防于喀琅施塔得的舰艇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就已经躁动不安了。这主要是因为，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水兵们仍然不得复员，他们觉得疲惫不堪；其次，粮食供应状况日益恶化，军纪越来越严，士兵甚至不得休假和离开舰艇，而军队长官的特权则在日益增长；再加上与家乡通信得知的坏消息。
当时，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组织大约有40%的人要求退党，甚至有人把党员证都撕了。一些人用宗教信仰来说明自己的退党理由，一些人则用吃不饱感到疲倦来解释，一些人则是因为对美好的未来丧失了信心。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彼得格勒工人罢工、骚动的消息传到了喀琅施塔得。1921年2月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就彼得格勒事件举行会议。
26日晨，为了查明彼得格勒罢工的具体情况，由“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选出的代表团抵达该市。罢工工人“要求立即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他们的情绪极大的感染了代表们。
2月28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了一项提交波罗的海舰队所有军舰、军区代表讨论的决议《第一、第二战列舰支队舰员全体会议决议》，其主要内容为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工人农民阶级的政治力量一律平等；(2)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游行自由；(3)释放一切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犯和因工潮农潮被捕的工人农民士兵；(4)取消一切机关工厂单位的政治部（契卡）和军队政治委员制度；(5)允许不雇工的自由手工劳动和农业自由耕作喂养牲畜；(6)以不记名的投票方式选举苏维埃政府。
显然，《决议》的实质是要求布尔什维克归还1917年10月宣布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结束其一党专政。
《决议》于3月1日发布后，迅速传遍了要塞各个部队，各部队战士纷纷转抄、散发和讨论《决议》，所有要塞部队都召开了支持《决议》的士兵大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十分强烈！
三、水兵和士兵代表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1921年3月2日，水兵和士兵代表召开了以改选喀琅斯塔得苏维埃为主要议题的大会，舰队政委库兹明发言声称布尔什维克党不会自愿放弃政权，哪怕流血也在所不惜！他和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的威胁性发言激起了与会代表的愤慨。
大会决定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文书斯捷潘。马克西莫维奇。彼得里琴科等5人当选为“临时革命委员会”委员。“临时革命委员会”准备立即组织全体公民进行投票选出喀琅斯塔得苏维埃政府，它宣布所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力量都有平等参与选举和自由宣传的权利。
当天，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
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预备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布尔什维克的深深失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党员几乎全体退出党组织。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900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1917年十月政变时就入党的。
同时，有2600名共产党员参与了起义。据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事后公布的材料，海军中30%的党员参加了起义，40%的党员宣布中立。
3月3日，由“临时革命委员会”派往彼得格勒申明士兵、水兵和工人政治要求的喀琅斯塔得代表团被当局逮捕。与此同时，根据由列宁和托洛斯基签署的命令，逮捕人质的行动开始了，要塞炮兵司令科兹洛夫斯基的全家被逮捕，后来还有三个姓彼得里琴科的农民及家属被逮捕。列宁指出，科兹洛夫斯基及其战友不受法律保护，可以对其亲属实行镇压。
同一天，临时革命委员会收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临时革命委员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和居民公开，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彼得格勒委员会的要求。
喀琅斯塔得起义者多次试图与当局谈判，但苏维埃当局的立场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没有谈判的余地！列宁甚至恶狠狠的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
四、苏维埃最高当局发出平息“暴动”的命令
尽管喀琅施塔得起义士兵的抗争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只不过他们要的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起义的参加者几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分子，甚至包括大量的前共产党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是革命前的上层人士，但3月4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发布的《通告》和彼得格勒发出的最后通牒《告受骗的喀琅斯塔得人书》，仍不管不顾的将这次起义定性为法国间谍机关和沙皇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策动的“暴动”，把喀琅斯塔得水兵作出的决议叫做“社会革命党黑帮”的决议。
喀琅斯塔得起义者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了！
当天，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员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
《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3月5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的镇压形势，喀琅斯塔得人号召自卫，临时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的军事专家开始部署要塞保卫战。根据军事专家的意见，要塞部队应首先进攻，占领要塞两岸的有利地位，然而临时革命委员会拒绝了首先开始军事行动的建议，他们不愿留下当局镇压的借口。
当日，苏维埃最高当局发出平息“暴动”的命令，要求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七集团军在最短时间平息“反革命暴动”。下午14时，军委主席托洛斯基、武装力量总司令加米涅夫和第七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参谋长列别杰夫联合署名并发布了命令守备部队和水兵们无条件投降的《最后警告》。
镇压前夕，起义者曾向全世界发出呼吁：“12天来，一部分真正的英雄们——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们，被迫同全世界隔绝，忍受着共产主义刽子手们的攻击。我们坚定地捍卫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使人民从一个党的狂热性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在临死前高呼：自由选举的国会万岁！愿全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事件的真相！同志们！我们需要你们道义上的援助，抗议共产主义专制者们的残杀！”
五、“喀琅施塔得兵变”被血腥镇压
喀琅施塔得起义者的呼吁很快便淹没在了布尔什维克凶手的枪声之中。
从3月7日下午6点25分开始，十几万政府军向起义的水兵发起了攻击。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于是，镇压者“像打松鸡一样向水兵射击”，他们甚至对起义者使用了毒气。
当地报纸上写道：“托洛茨基元帅站在齐腰深的血泊中，对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开火，喀琅施塔得奋起反抗共产党的专制，为的是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3月8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原定为大会献礼的平暴胜利没有如期实现，讨伐部队遭到严重损失，退回了进攻出发地。不仅如此，部队中对镇压持有异议的也不乏其人。
为此，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极度震怒。从这天开始，各部队成立了流动军事法庭，政治委员作为证人指证“不服从命令”、“消极执行战斗任务”和“临阵脱逃”的红军战士，法庭以雷霆手段进行惩处，“为维护革命秩序”被枪决的人一个接一个，而其他战士则被强迫表态支持当局的镇压行动。
之后，整个军事进攻整整经历了10昼11夜，一直到3月18日拂晓，喀琅斯塔得才最终陷落。近万人被打死，他们被鲜血染红的尸体横躺在俄罗斯阴沉的天空底下，8000人跑到了芬兰。起义被镇压后，被俘的官兵中有21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判处监禁和流放。
这次起义的主力，十月政变中曾经全力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两艘战列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水兵，遭到的镇压尤为残酷，有230名水兵经在过临时军事法庭“三人小组”简单的讯问后就被告知立即枪决并不得上诉。
鲜血染红了要塞的炮台、操场和军舰的甲板，残酷的集体处决使得牺牲者的遗体根本来不及清理而被冰雪掩埋。
因为这次事件，列宁对整个水兵群体充满了憎恨，这种憎恨甚至超过了他对“白匪”的仇恨。因为他的逻辑历来是：“如果我是对的，或许还可以宽恕你；如果你证明我错了，那么我先杀了你再谈改正。”
一年后，逃亡者因相信列宁的大赦承诺而自动返回了家园，结果一踏上故土便遭逮捕，大多数人惨死在集中营里或被丢进德维纳江里喂了鱼虾。二战后，斯大林又把当年兵变失败后逃到芬兰的喀琅施塔得士兵抓了回来，关到集中营里。苏联解体后，俄国政府终于给喀琅施塔得事件平了反，并向这次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致歉。
在前苏联时代，喀琅斯塔得兵变一直被官方定性为一场在白卫分子、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黑帮、无政府主义者和“协约国间谍”有计划的阴谋挑唆和鼓动下发动起来的，受沙俄旧将军指挥的，旨在反对苏维埃工农政权的反革命武装暴动。
然而，几十年后才解密的档案里根本找不到有关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有组织的行动证据，也没有白卫军参与的证据，更没有任何“协约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的证据。当年的档案表明，所谓的沙皇旧将军唯一指的就是要塞炮兵司令亚历山大。科兹洛夫斯基，此人在国内战争时期参加工农红军，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斗，他的旧少将军衔是因为作为高级机电工程师被沙俄军队授予，只有在工农红军里他才成长为炮兵旅长和炮兵司令。而所谓的“协约国间谍”也纯属子虚乌有。
事情很清楚，喀琅斯塔得兵变并没有任何政党参与组织和策划，具有自发的性质，政府从一开始就拒绝接受起义者的要求，不肯与他们谈判，最后迫使他们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而引发兵变的原因其实跟引发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示威的原因并无不同，都是对列宁极权统治日趋严重的不满。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