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6年07月12日讯】如何看待大革命，不同作家有不同解读。但法国、英国、俄国、中国的四位著名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虽成长生活背景不同，但对大革命的看法却殊途同归，他们的观察和结论对今人仍有重要启迪。
其中雨果对旧王朝和大革命的关系研究最深，结论也最精辟。《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九三年》中，不断出现两个对比性标志：一个是老伯爵庄园中那个关押摧残农民的地牢“塔楼”，它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王朝的象征。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雨果概括说：路易十六就是塔楼，大革命就是断头台。
由于“塔楼”底下浸透太多的血泪和尸骨（旧王朝有太多不平和悲惨），所以才滋养出复仇的断头台。雨果比喻说：大革命杀死了国王，把皇后嫁给罗伯斯比尔，然后生出断头台。断头台是塔楼的女儿！
雨果这样说，是强调革命的必然性：残暴腐败的旧制度导致革命爆发，它是对专制时代的复仇。但大革命却更加残暴，比旧制度还坏。这该怎么办？不再革命吗？回到旧时代吗？让稳定压倒一切而不再变革吗？
雨果的深邃和精辟就在于，他不是因为大革命更坏，就一概否定革命、维持旧王朝不变。他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都不要！他提出必须推翻旧王朝，必须革命，但不能要断头台式的大革命。雨果为“革命”提出一个标准：要把人（这里指个人）、人性、良知、人道主义放在最高位置、作为最高价值。他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也就是说，革命是需要的，关键是在什么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雨果写作《九三年》时，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早已成功。同样是革命，美国却没有走向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苏俄等共产革命）那种血腥之路，而是建成了宪政民主。雨果虽没明说，但实际上，他所心仪的那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为最高原则的革命，已在美国实现。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个人权利”至上，才为人道主义、人性的实现提供最大可能。
号称“读了五百遍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的狄更斯，通过《双城记》这部小说，也表达了跟雨果同样的对大革命的思考：他认同法国应该有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而且法国有一场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他同时认为，以野蛮对待野蛮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为了结束旧体制的残暴，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则比君王制时更严重；那种又一个轮回的残暴，最后使革命者们自己都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后来的共产革命不也是同样么。
《双城记》最后，小说主人公之一、替情敌去上断头台的卡尔顿的思考：大革命起来的暴民成为“新的压迫者”。后来的共产革命者们也是同样。
雨果和狄更斯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利用大革命这个大背景，塑造了高大无比、光芒万丈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九三年》中代表旧制度的老伯爵、代表新共和的革命者郭文，《双城记》里的卡尔顿。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曾说，雨果的人物（道德之高度）“和我们有光年般距离”。
法国大革命攻占王宫（维基百科）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在（共产）大革命来临“之前”，用塑造的卑贱、可恶、残忍的负面人物形象，预示了红色暴力革命将带来的恐怖。
和雨果、狄更斯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对沙皇旧制度深恶痛绝，甚至曾因直接参加推翻沙皇的活动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一刻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亚服刑。但即使那么痛恨旧制度，他后来仍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群魔领导的革命，带来的将是比旧制度更加可怕的地狱。那是比塔楼更加恐惧的血腥！
陀氏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在《群魔》中，那个从神学教师变成的恐怖主义分子（跟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委一样，也是由教士变成的革命者）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杀。一名他的学生质疑他的理论，结果被他合谋暗杀。陀氏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
其结果就如英国历史学者格雷（John Gray）评《群魔》时所指出的，那种革命的“出发点是无限的自由，结果却是无限的专制独裁。”“想通过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种新的自由，结果产生了一种比沙皇主义的残忍更宽泛、深远的压迫。”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背离了人道主义这个绝对的原则，为了所谓的“集体正义”，灭绝了人性。
像雨果一样，鲁迅也是痛恨和否定旧制度的。在他笔下那个旧制度是吃人的，是践踏普通百姓的。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代表的乡绅恶霸们，举人的贪赃枉法，军官的草菅人命等等，都在证明，那个社会不仅是旧的，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吃人的，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所写，不仅用法家（以法杀人）的专制统治，还同时用儒家（虚伪伦理道德）的吃人统治，不仅用刀枪消灭你的肉身，更用吃人的文化，吞噬你的灵魂，让你变成那个专制和吃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
同样像雨果一样，鲁迅在否定旧制度的同时，对新的痞子革命，更加否定。阿Q在土地庙做的那个梦，跟后来的共产革命实在太相似了。这里应该说，鲁迅的确是天才，他在共产党成立那年（1921年）写的《阿Q正传》就极为精准地预测到了，后来的毛泽东式痞子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阿Q们的革命，就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共产，公开抢劫赵太爷等人的私有财产，用他的话说，把赵家的东西统统都搬到我那里（栖身的土地庙）！那个大箱子、小捆子地从赵家搬东西的场面（阿Q在土地庙梦想的）可以说是后来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早期文学版，或者说是预想片。
中国在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时拍摄的电影《阿Q正传》（陈百尘编剧，严顺开主演），对阿Q的土地庙共产梦赋予了具体的视觉形象：“革命领袖”阿Q神气活现，除了公开抢劫家财，还要领导“革命群众”批斗地主乡绅，赵太爷一家，包括儿子儿媳，甚至丫环佣人，还有假洋鬼子等，都要在革命者面前一字排开跪下，磕头作揖，甚至自贬身份辈份，自我羞辱，认错认罪。
电影中的阿Q还算仁慈，没有杀人。可按阿Q的土地庙革命梦，他是要杀人的，别说赵太爷、秀才等乡绅，而且连一般乡民，包括曾跟他打架的小D，还有比他多抓了几个虱子的王胡，他都要醋意十足地杀掉。那种借革命之名泄私愤、报阶级分野的嫉妒之仇，是共产革命的普遍现象。在阿Q那里，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哪个女人）就是谁。”典型的共产共妻。而且还要革命专政，随意镇压：“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拿的是“板刀，钢鞭，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杀人凶器。
1927年鲁迅就断言：只要中国还有革命，就一定“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说这话22年后，毛泽东们就建立了红色政权。电影《阿Q正传》的结尾如此诠释：虽然尼姑咒骂阿Q断子绝孙，但阿Q的后人在繁衍，会有很多很多……。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人陈百尘们，对阿Q们的专制（迫害）肯定是感受更直接、更深刻。
鲁迅的预测太精确了，后来毛泽东极力歌颂的“湖南农村痞子革命”（给地主乡绅和所谓坏分子戴高帽羞辱，或用梭镖一下子把肚子戳开），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强行收缴农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运动，以及文革的给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不仅性质，连形式都一模一样！
对中国那场所谓农村土改运动，周立波歌功颂德的写实小说《暴风骤雨》做了准确形象的描绘。那里农村革命的主角，也是小说主人公的赵光腚（有真实原型，是乡民公认的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就是典型的梦想成真的阿Q，他“手持钢鞭将你打”，随便暴力攻击任何的乡绅、地主和有产者，把阿Q土地庙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那个革命大潮中，赵光腚等流氓无产者，社会边缘人、痞子们，占据了权力的中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洗涤掉的是人的善良、理性，人最初的温良恭俭让等特性，而代之激情、愤怒、暴力，和完全的不讲理。那场高举民主、自由的革命变成了赵光腚们的暴政。
上述四位作家，对彻底抛弃人道主义的大革命有相当共识。但不同的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研究“曾发生过的”大革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对还没有来临（自己更没有经历过）的红色革命，敏感到跟雨果和狄更斯一样，并做出了准确的预测，真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都不否认需要用革命摧毁旧世界。革命本身并不错，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建立在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地基上的革命，是摧毁泯灭人性的专制旧制度的必须。而建立在否定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之上的、高举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公共利益旗帜的革命，为了群体、消灭个体的革命，则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