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事，可是虽然事过半个世纪，但当时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还历历如在目前。
文革开始我才二十几岁，因为公开发表的文件说，文革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所以我以为那不关我的事，因为我既非党员，更谈不上是走资派。没有料到，文革开始不久事情就弄到我头上来了。
先是我们家被抄，弄得一塌糊涂，满地都是东西，钢琴也被运走。不过我们那条胡同里，家家都被抄，所以也就算了。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我在家生病，朋友来看我，随便聊天，结果真所谓“祸从口出”：我们随便聊天时我说了几句开玩笑的话，结果不知怎么传到了我的同事那里，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成了罪犯。
罪状
我犯了什么罪呢？
我的“罪状”有两条。第一条是：有一张宣传画儿，上面是毛泽东像，下面是一条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我就开玩笑说：毛泽东这张像显得很胖，他是吃干的还是吃稀的呢？
第二条是：江青当时算是文化先锋，她曾说什么，《蝴蝶夫人》这出戏下流的很。我就不服气，我说，《蝴蝶夫人》这出戏一点都不下流，完全是站在那被欺压的巧巧桑，美国上校平克顿显然是个反面角色。她（指江青）自己演的电影，像什么《王老五抢亲》才算的上是低级趣味呢。
现在看来这两条罪状都很可笑。我觉得，那头一条，如果我真的当面向毛泽东开玩笑，他也不会生气，更不会说我是反革命，因为我这个“小孩子”根本不可能对他的权力有一丝一毫的影响，甚至他可能会利用我的态度来加强他的“平易近人”的形象呢。
第二条罪状，我现在觉得很幸运，他们没有向江青汇报，如果她要是知道了，那我真可能是死路一条了。
反思
我到了英国之后，北京对外广播部有个代表团来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当时是左漠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兼国际广播部主任）带队，黎晓东做翻译。她见到我还说，“当时你说江青的话看来是对的！”
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我还都记得。我一直都在想，文化大革命要革的是“党内走资派”怎么会搞到我们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头上来呢？事后一想，的确是有个合乎逻辑的答案的。
很多人都说，文革的目的是毛泽东要把失去的权力，从刘少奇他们那里夺回来。如果这个假定肯定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容易解答了。毛泽东要把中国弄成他脑子里的“理想国”，但他的权力已被移走，只剩一个空名，所以他要把权力夺回来。他唯一可利用的是他的“名”，也就是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是群众。
这在中外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常用的办法。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就有生动的描写。毛泽东是熟读古书的人，而且有胆量和魄力，能巧妙的利用这个办法，不惜一切！他要夺刘少奇手里的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少奇掌管全国各地各层的党组织，根子很深。要弄倒一棵树，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挖根”。从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各层权力集中在共产党手中，党支书的权力大得很，又批评不得，因为你批评党支书就是反党，所以尽管有些党支书是比较正直的人，但也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看法，会亏待或得罪一些人。
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就先发动所谓“大民主”，利用人们的“记恨”把权力同掌权的人分开。广播电台也一样，大字报一贴，支书成了众矢之的，权力自然就脱离掌权人了。
权力斗争的另一方也不会就在那里不动，坐以待毙。
他们想办法使毛不能顺利地利用群众，于是就想办法转移群众的目标。转到哪里去呢？只有去打那些所谓“死老虎”了，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等等，一些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什么抄家啦，抓什么“特务”、“反革命”等等都不是毛泽东要整的对象。一旦开始打“死老虎”，给人造成假象，似乎社会大乱。毛泽东的政敌的子女先搞出一个“红卫兵”来帮助老子转移群众目标，打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
毛泽东则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利用红卫兵来“炮打司令部”。人人当时都觉得，社会大乱，其实社会并没大乱，电灯，自来水，公共交通等等都没有受影响。
毛泽东看穿了对方的对策，完全不予理睬。虽然一些无辜的“死老虎”被整死，很多人遭殃，看不穿的人自杀等等毛泽东都不在乎，照样按他的计划进行，最后他成功地把权利夺回，把政敌打垮。然后他再把各级的权力归还掌权人，大部分干部都恢复原职。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自信心受到打击，这已是后话了。
中国现在和毛的时代不同了，年轻人根本不可能想象文革时的情景。我知道，我们这些无关痛痒的小民遭殃与否无人问津，能活着出来，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我想，毛泽东在权利斗争中无意中种下的“造反有理”的种子也许会有出乎意料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