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说小偷是警察的领导，您一定颇为惊讶！这个小偷，名副其实，而且先后当了我的两次领导；我这个警察是科班出身的正品，一点也不掺假，可对这个小偷领导总是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就让您更加不可思议了！究竟是咋回事？且听我细细道来。
1958年2月9日早晨，我从监督劳动了半年多的水库工地，押回华山区公安分局，在全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处理大会”上宣布，将我开除公职、开除团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精神，给予我“劳动教养的宽大处理”。
同时被宣布开除公职，处以劳动教养的，还有4名右派警察，凡是党、团员的也都被开除出党、出团。
宣布完毕，5名右派警察立即各自背上行李，押上停侯在会场门口的囚车。为了不损害警察的形象，我们的警服、警帽等物早已被收缴，绝不允许带着去参加劳动改造。
囚车驶出市区，我的4个同伴把头埋在两胯之间，或暗自垂泪，或悔恨喟叹！我没有像他们一样沮丧，而是强作镇静，一路上向车厢外面张望，看看押往何方。我想，我刚满21岁，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相信只要好好改造，就一定会像赵副区长在宣判大会讲话中勉励的那样，早日“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重新做人。”
“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可不那么容易，有如李白所吟“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国务院《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颁布于1957年8月3日。被处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都集中到农场、矿山或建筑队“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跟《刑法》中的刑事犯罪分子相比，劳动教养人员没有申辩权，没有上诉权，没有改造期限。右派分子们在此后21年漫长、悲惨的劳动改造中，有的病亡，有的自杀，有的死于劳累过度或工伤……。直到1979年底，幸存者才在耗尽人生三分之一的宝贵光阴后“改正”回到原单位，小心翼翼地苟延残生。
我个人比较“幸运”，仅劳动改造了7年多，才因“有立功赎罪表现”，获得宽大处理，与少数罪行轻微的的劳教分子，一同被释放回家，另谋生路。
我们劳动教养的场所，原先是关押改造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的农场。1952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曾多次到这个农场提审犯人，搜集一个叫缪子瑜的反革命分子的材料，这次被押送到此处劳动教养，可说旧地重游。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决定》政策颁布实施后，农场里的全部罪犯分别并入到其它劳改单位，留下管理干部、武装看守和少数刑满留队就业人员，专门接纳改造各种处以劳动教养的“社会渣滓”。我们是首批押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在场部办完交接手续后，再押送到七、八公里外的第一劳教队报到时，已有其它单位押送来的10多个劳教分子，在办公室外面列队学习监规监纪，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队长让我们加入这10多人的队列中，一道学习监规监纪后，特意把我们叫出队列，抖动着手中的《劳动教养审批表》声色俱厉地说：“给我听好！你们现在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再是什么警察了。右派就是反动派，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党和政府对你们的处理是很宽大、很宽大的了，你们必须老老实实认罪服法，规规矩矩接受改造。打今天起，要洗心革面，改恶从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有可能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听清楚了没有？”
我们岂能没听清楚，当警察多年，一向威风凛凛，以“掌握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刀把子、枪杆子”为荣，如今却一夜之间逆转过来，成了刀刃上、枪口下的专政对象！心情沉重到极点，回答有气无力。
队长甚为不满，横眉怒目地吼叫了起来：“给我大声回答！”
我们急忙扯开嗓门：“听清楚了——”
此时已是日薄西山的傍晚，劳教分子们已扛着各种农具下工回来，队长命令一个武装看守：“叫值日大组长通知各大组来带人。”
大组长也是劳教分子，每个大组长管辖着七八个小组。我们分别由垦荒大组、农田大组、果树大组、积肥大组、畜牧大组的大组长带走。我和祝福祥年轻力壮，被当值的垦荒大组长带走。
大组长把我们带进劳教分子住宿的四合院里，我分配到第3小组，祝福祥分配到第1小组，与大伙蹲在地上一道吃晚饭。我虽然整整一天粒米未下肚，却毫无食欲，只喝了点青菜汤。
我看着小组长狼吞虎咽吃完包谷饭，跟随着他进入宿舍，在20多米长的上下两层通铺上，安顿好行李后，他拿出“组员登记表”，拧开自来水笔问我：“为啥进来？”我回答说“右派。”。
小组长抬起头来盯着我的脸看了片刻，伸手在我头上掴了一掌：“你鸡巴大点年纪当什么右派？右派都是吃屎（知识）分子，你一身脏成这副屌样，明明是个贼！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老子我也是贼。”
“真是右派、真是右派。”我急忙分辩说，“因为直接从水库工地上押送来，所以身上这么脏。”
小组长说：“既然是吃屎知识分子，你他妈就自己登记吧。”
把知识分子称为“吃屎分子”，不单是小组长，许多老百姓都如此，意在嘲讽他们迂腐糊涂，不识时务，把“帮助党整风”当真，不说香话说臭话，到头来落得个自讨苦吃的下场。
小组长说我是“吃屎分子”，我不但毫不气恼，反而窃窃自喜，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我想，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警察，学历不高，地位卑贱，默默无闻，如今却与那些全国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以及副部长、副省长同为一派，相提并论，仿佛破格提拔，一步登天。
小组长把“组员登记表”递给我自行填写，登记的项目依次是：案由、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文化程度、原在单位、家庭住址。最后一栏留着很长的空白，项目是“改造表现”。
借自己登记之机，我浏览了我的“同劳”（劳教分子互相间的称呼），共16人，案由五花八门：偷窃、诈骗、调戏妇女、吸食鸦片、无故旷工、请霸王假、无理取闹、不服从分配、不正当男女关系、国民党排副、伪政府收发员……都与《劳动教养决定》中规定的条款挂靠得上。
“改造表现”一项可让我大吃一惊！改造得好与坏，竟然由小组长来掌握？后来仔细一想，我当警察七年来，表现好坏，不也由所长、股长掌握着；所长、股长的好坏表现，又由分局长掌握着。而好坏表现或提拔重用，都取决于上一级领导的金口玉言。我此番当上“右派”，就是因为一句话开罪了领导。我由此认定：领导就是主宰下属命运的上帝，就是主管下属荣辱的判官。任何领导都非同小可，只能叩拜祈祷，不能轻慢亵渎。劳教农场的小组长这一级领导，也是万万得罪不起的呀。
小组长看了我的个人登记后，惊讶地问：“你是警察？”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真想不到，你们这些一贯抓人的王八蛋警察，也会被抓了进来！”
“同劳”们吃完饭后，各小组分别围坐在通铺上，静静听读当天的报纸，听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轮流坦白交待罪行、自我批判、大家帮肋。本组轮到坦交侍罪行的“同劳”，是个酱菜厂的工人，32岁尚未娶妻，“同劳”们戏称“老童男”，案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与一个寡妇通奸。大家对他的坦白交待很不满意，嫌“不正当”过程，交待得太简单、不详细，纷纷追问：“你主动？还是她主动？”“咋主动法？“用些啥姿式？”……老童男只好细致入微的坦白交待，让同劳们一个个竖直了耳朵；进屋巡视稽察的一位管教干部，也禁不住驻足聆听起来。大家听满意后，接下去又追问：“你跟她关系了多少次？一次一次坦白交待。”“三次。”老童男毫不犹豫含糊。大家又不满意了：“不老实！才三次？不可能！”“真的、真的。第三次就被保卫干部当场抓着，精屁股游了厂，哪能有下一次嘛。你们不相信就去问问她，她也进来劳教了，在妇女二大组。”“你还跟别的女人关系过没有？”“没有、没有，就这一个。”“不老实！蜜蜂釆花哪会只釆一朵？”“饿狗吃肉包子哪会只吃一个？”“我说的是老实话，不相信可以去查。”“这种事怎么查？只有靠自己老老实实、坦白交待。”“不老实坦白交待，证明不认罪服法！”
老童男急得脖子上青筋突兀，面红耳赤，语无伦次：“请政府去查，准定查得出来。查出我不老实，就抗拒从严，枪毙两次、砍两次脑壳，我都心服口服……”
“你有几个脑袋砍两次？又不是孙悟空转世……”
“没有的事，难道叫我咬出几个来陷害人家。”
小组长帮他解围说：“算啦、算啦，让他考虑考虑，明晚继续交待。今晚呢，先让他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认识，挖挖思想根源，大家诚恳帮助，提出宝贵意见。”
他想了一阵，自我检讨批判说：“我乱搞男女关系，流氓行为，太不道德，猪狗不如，简直不是人养的……思想根源就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企图学资产阶级的享乐腐化，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我保证好好改造，认罪服法，服管服教，立功赎罪，重新做人，今后不再犯。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他搜肠刮肚乱骂了自己一通，大家觉得还算深刻，提不出什么意见，只有那个伪政府的收发员说：“你说你不是人养的，等于骂自己的父母！以后别这么说。”
这时，院子里响起了一阵哨子声，接着是当值大组长的高声吼叫：“睡觉啦——睡觉啦——”。
屋里的灯彻夜不熄，大家都蒙头而卧。小组长没睡，他出屋去片刻后进来掀开我的被子说：“起来，大组长有事找你。”
我爬下通铺走出屋去，大组长独自一人面向我站立在寂静的四合院中。
四合院原是劳改犯人的监舍，围墙高大，未设电网，但灯火彻夜通明，亮如白昼，岗哨里的武装看守时时监控着院里的动向，防止人犯逃跑。
院中放着两只马桶，供劳教分子们夜间大小便。女劳教分子没胆量在看守眼皮下脱裤子，只能方便在洗脸盆里。后来才在大门旁盖了间干打垒厕所，让女劳教分子欢喜不已。
江大组长就站在马桶旁，我走到他面前问：“找我什么事？”他嘿嘿地笑了笑：“还认识我吗？”
我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认识、认识……”话音刚落，他猛地一拳打在我的左颊上，接着又一拳向右颊打来，我急忙偏头避开，大声叫喊说：“你不要打！不要打！”他说：“老子就是要打……”一边说、一边连连挥拳。
我转身奔跑到岗哨下，大声向看守报告：“我要求见队长……”
大组长也跟了来向看守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右派不服管服教，我惩罚了他一下。”
看守伸出头来：“不服管教还要见队长！队长是你随便见的？”在明亮的灯光下，他大概看到我口鼻汩汩流血，呵斥说：“打了活该！滚回去规规矩矩睡觉吧！”
这时，许多劳教分子闻声涌出门来看热闹，大组长忙着驱赶他们，顾不上再“惩罚”我。
饱尝到了这位大组领导的厉害，我不敢再要求见队长，急忙滚回监舍，爬上床去用被子蒙住头，悲伤得流下了成年以来的首次男儿泪，且抑制不住哭出声来！
这位大组长名叫江承孝，案由是“偷窃”。半年前是我“破了案”后，报请分局长批准，把他处以劳动教养的。真是冤家路窄呀，他如今成了我的大组领导。
挨打己经不是第一遭了。反右斗争中，我因为顽固不化，坚决不承认“反党”，就已多次挨了打，但并没感到人格被侮辱，因为那是警察打警察，而我也在“三反运动”、“镇反运动”、“肃反运动”中打过别的警察。现在则是小偷打警察，而且挨了打还“活该”，岂能不伤心呀！
四十多年后年我退了休，回想这一次挨打，深感打得不冤，真个是活该！因为我那次破的“偷窃案”是桩假案，他被我打得不敢不招，只好认罪画押。
第二天早上出工前，各大小组的劳教分子集中在院里排队清点人数，大组长江承孝喊口令：“立正！向左——看！”
祝福祥当兵多年，习惯向右看齐，把脑袋瓜一下扭向右边。他站在前排，被江大组长一眼看见，走上去揪住他的耳朵：：“你他妈的还要向右看！”
江大组长清点完人数后，指挥大家齐声高唱：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全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押队的一个武装看守，发现祝福祥嘴巴未张合，走上去举起枪托朝他前胸打去：“你为什么不唱？”祝福祥一个趔趄，酒瓶底似的深度眼镜掉落地上，急忙蹲下去用两掌到处乱摸，幸好未破碎。我也没张嘴，看到祝福祥挨打，这才急忙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唱完歌齐步走时，也是按口令向左转，并且一定要先出左脚。我从此牢牢记住：“左”代表革命派；“右”代表反动派。后来又牢牢记住：红色代表革命、黑色代表反动、白色代表恐怖、黄色代表淫秽……
我从此开始了遥遥无期、漫长艰辛的劳动改造生涯。由于在水库工地上监督劳动了半年多，磨炼了一副吃苦耐劳的体魄，无论挑担、种植、开生荒，都能整天坚持不懈，无所畏惧。要畏惧的就是小组长和大组长这两级领导，因为队长和两三位管教干部，没功夫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监督我们改造，武装看守的职责只是防止我们逃跑，我们的劳动态度和认罪服法表现，都全靠小组长、大组长逐级汇报上去。此外，这两级领导还有权批半天、一天的病假，或分配点没有定额的轻松活：如拔掉包谷地里的杂草；人工授粉；去厨房为大家打饭、挑水等。因此，众劳教分子对两级组领导都十分孝顺，毕恭毕敬，说一不二；随时瞅机会奉上一支香烟，双手为其点燃；家里寄来食物，先请组领导品尝后才自吃……
我不甘落人之后，也极力谄媚阿谀、拍马奉承，别人尊称“组长”，我看到电影里蒋委员长被手下的将军们，亲切地尊称为“委座”，将军们又被部下尊称为“军座”，于是仿效着亲切地尊称两位组领导为“组座”。两位组领导欣然接受，大家也跟着我终日“组座”不离口，对我的发明创造表示由衷的钦佩！
毕竟是“吃屎分子”，臭高一着。
（注：相传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划分为十等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仅高于乞丐。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全国知识分子统称“臭老九”，民间戏称“吃屎分子”。）
（本文作者为云南省公安厅退休警官，本名呉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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